为侦查学正名——浅析侦查学学科归属/刘江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3 08:04:49 浏览:8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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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侦查学正名
——浅析侦查学学科归属
刘江(Tim_liujiang@163.com)
摘 要 在侦查学学科归属的问题上众说纷纭，本文从侦查学的历史沿革、研究对象、与邻近学科的关系、性质以及侦查的目的的角度进行论述，赞同侦查学应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成为法学体系中的二级学科。
关键词 侦查学 学科归属 性质
虽然从侦查作为一种国家职能来看，其历史与国家的出现同步，但侦查学以一门学科的面貌出现，却是从1892年奥地利侦查学家汉斯格罗斯写成《犯罪侦查》开始。一百多年以来，侦查学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侦查学学科归属的问题还没有一种观点得到了大家的公认，笔者试从多个角度谈谈侦查学学科归属问题。
1 从侦查学的历史沿革看
侦查学一经诞生，便迅速在世界各国得到普遍承认并发展起来。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法、日、俄、美等国都在本国司法实践的基础上，相继确立了各具特色的侦查学体系。[1]到了20世纪40年代，刑事侦查学研究冲破了“侦查方法”和“技术破案”的内容，把社会科学方面研究的内容引入了刑事侦查学。[2]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生产力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侦查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高速发展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侦查学的发展走过了相当曲折又相当辉煌的路程。概括而言，从建国初期至50年代末是我国侦查学的酝酿初建时期；从60年代初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我国侦查学的停滞倒退时期；从70年代末至今是我国侦查学的恢复发展时期。[3]经过50多年的发展，我国侦查学已经成为我国公安科学体系中最为成熟的学科。[4]不管是从国外还是我国的侦查学发展的情况看，侦查学都完全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2 从侦查学的研究对象看
对侦查学的定义，不同专家和不同版本教科书的阐述是有差异的。有的认为“侦查学是研究犯罪活动和侦查活动及其规律的刑事法律科学。”[5]有的认为“侦查学是以刑事案件侦查活动规律为对象，研究如何遵循法定的侦查程序，运用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有效的策略方法，查明案情、收集证据、追击逃犯，使犯罪分子受到法律上应得惩罚的一门学科。”[6]有的认为“侦查学是依照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根据中国刑事犯罪活动的规律和特点，专门研究发现、收集证据，查明案情、揭露犯罪及查缉犯罪嫌疑人的途径、策略和方法的学科。”[7]还有的比较简略概括为“侦查学是研究刑事侦查活动的专门学科。”[2]总体概括起来：侦查学的三大研究对象是：抓（查缉、抓捕）、问（询问、讯问）、找（查找线索、收集证据）。这使得侦查学和其他法学学科和社会学科有本质的不同。
3 从侦查学与邻近学科的关系看
哲学、思维科学促进侦查思维科学的研究和运用，使得侦查逻辑和推理成为侦查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不管是由人到案、还是由案到人的侦查模式，最基本的需要调查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关系，社会学的研究工作为侦查学提供了一种科学方法和途径；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刑事证据学为侦查学提供了法律方面的任务、原则和依据，它们研究的角度是各不相同的；侦查从某个角度可以看成是和人打交道，特别是和有着复杂心理的犯罪嫌疑人打交道，因此运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可以更好的收集证据、提供侦查方向；侦查的三大支柱：刑事科学技术（包括痕迹检验、文件检验、图像技术、法化学、法医学、警犬技术等）、行动技术（以前叫“技术侦查”）、犯罪情报（又叫“刑事情报”）都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因此侦查学不能完全属于纯社会科学的范畴；侦查破案的全过程，就是不断进行决策的过程。 [2]因此决策科学、管理科学、运筹学可以指导侦查进行决策。
这样看来，侦查学不应从属与某一学科，应有自己独特的学科地位。
4 从侦查学的性质看
对侦查学的性质的认识，学界有几种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侦查学属于法学（属于刑事法学、边缘法学或者应用法学）；第二种观点认为侦查学属于公安学；第三种观点认为侦查学属于犯罪学；第四种观点认为侦查学属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综合性学科。[8]笔者认为从侦查学的长远发展来说，应该把侦查学归于公安学的范畴，而公安学则应作为一级学科。但从中国现阶段的诉讼模式来看，对人权的重视程度不够，应从法律规范上把握侦查学发展的方向，建议把侦查学作为法学的二级学科。
5 从侦查的目的看
我国的侦查目的观缺乏一个较为清晰的定位。[9]有的认为应该按照传统的职权主义模式来确立侦查目的观，即找齐刑法所规定的犯罪的四大要件（犯罪主体、犯罪主观要件、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这在北大研究生招生目录上有所体现，把侦查学归于刑法下；有的认为侦查只是刑事诉讼的几大职能之一，从程序规范和保护人权的角度来说，应该把侦查学归于诉讼法下，这在大多数院校的研究生招生目录上有所体现，比如四川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刑警学院等。笔者认为两种侦查目的观都太片面，应该把两个角度结合起来。
综合以上几个方面，侦查学应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成为法学体系中的二级学科，使得侦查学迎来发展的第二个春天。
参考文献：
[1]何理 刑事侦察学导论 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4年版
[2]彭文 刑事侦查学教程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3]何家弘 我国侦查学二十年来理论发展要览 中国监狱信息网http://CNprison.com
[4]高春兴 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侦查学科学体系之构想 侦查论丛第一卷 法律出版社 2003年
[5]李静等 侦查学概念及其科学性质再探 侦查论丛第一卷 法律出版社 2003年
[6]徐立根 百年侦查学 侦查论丛第一卷 法律出版社 2003年
[7]王传道 刑事侦查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年第二版
[8]孟德平等 侦查学学科性质探析 中国刑警学院学报 2001年第三期
[9]谢佑平、万毅 刑事侦查制度原理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新闻出版署关于规范涉外版权合作期刊封面标识的通知
新闻出版署
新闻出版署关于规范涉外版权合作期刊封面标识的通知
新闻出版署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总政宣传部新闻出版局，中央国家机关期刊管理
部门：
1999年，新闻出版署相继颁发了《关于严格期刊刊号管理问题的通知》（新出报刊〔1999〕1114号）、《关于规范期刊刊名标识的通知》（新出报刊〔1999〕1115号）、《关于进一步加强期刊刊期变更审批管理的通知》（新出期刊〔1999〕1189号）等规
范性文件，对加强期刊出版管理特别是规范期刊标识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涉外版权合作期刊的封面标识问题上，目前还存在混乱现象。为进一步规范涉外版权合作期刊的封面标识，现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所称的涉外版权合作，是指经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审核批准的正式期刊，在不改变期刊名称、办刊宗旨和主办单位的情况下，通过与境外出版单位或其他机构签订合同，由境外出版单位或其他机构定期向我方提供其享有版权的作品的合作行为。涉外版权合作期刊，不是我方与
境外出版单位或其他机构共同合作办刊。
二、期刊社与境外出版单位或其他机构进行版权合作必须经新闻出版署批准，并且应严格贯彻执行新出报刊〔1999〕1145号关于“未经新闻出版署批准，不得以中文或外文将与其进行版权贸易的境外出版单位或其他机构的名称在期刊封面上刊出”的规定。
三、经新闻出版署批准的与境外出版单位或其他机构版权合作的期刊，可以“本刊与××（国家）××杂志或出版机构进行版权合作”字样在期刊封面上刊出。其中“××杂志或出版机构”可用英文或其他外文，但字号必须明显小于中文期刊名称。
四、未经新闻出版署批准已与境外出版单位或其他机构进行版权合作的期刊，应按新办期刊程序向新闻出版署重新办理申请手续，同时提供原审批机关的批件和与境外出版单位或其他机构签订的版权合同（复印件）。
五、未经新闻出版署批准，又不能提供原审批机关批件，视为擅自与境外出版单位或其他机构进行版权合作，应立即停止。如继续违规出版，将根据情节给予警告、罚款的行政处罚。
各地、各部门接到本通知后，请立即传达到各有关期刊社（编辑部）。
2000年4月10日
拾金罪：路不拾遗的启示——评深圳机场女清洁工“捡”金案
旷继东
“路不拾遗”这个成语，以前一直理解为对良好社会秩序和人们高尚道德的描述，自从出了深圳机场女清洁工梁丽“捡”金被捕并有可能以盗窃罪起诉的案件后，我对“路不拾遗”一下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原来人们之所以不拾遗，不是因为素质高，而主要是不敢拾遗，否则，看到路边一个东西捡回家，如果只是垃圾废品则罢，万一要是金子又或珠宝，极有可能变成了小偷，将面临终生的牢狱之灾，就太不值当了。
这样看来，“路不拾遗”并不是什么好现象。如果哪个社会真的达到了这种状态，大概也是跟“刑弃灰于道”的严刑峻法相联系的。而现在要对梁丽定盗窃罪的深圳公安部门，是否正是想让深圳街头达到这样一种“路不拾遗”呢？
笔者注意到在该案引起广泛讨论之后，深圳检察院曾做过表态，即案件已退回补充侦查，检察院尚无倾向性意见（http://www.scol.com.cn/focus/zgsz/20090513/200951373121.htm），记得类似的表态在杭州飙车案中也有出现，即交警部门在答复有关案件的定性时说，定交通肇事罪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最后要由法院说了算，并且反复强调交通肇事罪也是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一类，言下之意是大家不用瞎操心控方的倾向性意见了，只要等法院最后的判决结果就好。因此，在作出上述表态之后，对于“捡金”案，并不妨碍检察院以涉嫌盗窃罪批准公安机关对梁丽逮捕，而对于“飙车”案，也并不妨碍公安部门以交通肇事罪开展侦查工作。
但事实上，对于刑事案件，公安部门和检察机关的“倾向性”意见是必定会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并且会对案件的最后走向产生极大的影响。
在梁丽捡金案中，只存在三种定性的可能，即盗窃罪，侵占罪，以及不构成犯罪。由于侵占罪属于告诉才处理的自诉罪，因此，只有盗窃罪才需要公安和检察院介入。而从梁丽被以涉嫌盗窃罪逮捕的那一刻起，实际上检察院已经存在了定性的倾向性意见，至于后面的退回补充侦查，也只能是要求侦查机关补充盗窃罪的证据，而断无可能补充侵占罪或无罪的证据，否则，就应当解除羁押作不起诉处理了。
笔者一向是赞同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的，特别是在案件处理完之前，不应当受到公众或相关单位人员的过多干涉（事实上，办案机关受到后者的干涉往往更为普遍）。而要独立办案，则必定要有自己的倾向性意见，不能因为公众的质疑就左右摇摆，甚至直接否认存在倾向性意见。事实上，如果检察院对移交审查起诉的案件还没有形成倾向性意见，又如何指导侦查机关补充侦查？又如何在法庭上与辩护人形成针锋相对的指控？因此，在笔者看来，检察机关完全不必遮遮掩掩隐藏自己的“倾向性意见”，越是如此，仿佛在公众面前树立了一种貌似公正的办案形象，反而越显得没有独立司法的底气，难免会引起更多的怀疑。
不过，上述分析并不表明笔者认同检察机关对案件定性的判断。笔者看来，将梁丽拾金案定性为盗窃，是有违常理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梁丽对金饰的占有，源于捡，而不是盗。在刑法上，盗窃罪的构成必须符合秘密窃取的条件，而本案装金饰的盒子，完全是由于持有人的疏忽，遗忘在公共场所，更重要的是遗忘在梁丽负责打扫卫生的垃圾桶旁边，并且长时间无人看管，从常理来判断，这个盒子即使不能看成遗弃物，也应属遗忘物，因此，梁丽将盒子拿到洗手间存放并最后带回家的行为，只可能是拾捡，而不会是盗窃。
其次，梁丽的行为不能因盒子里装有物品的价值差异而做不同的定性。如果盒子里装的是一个破损的玩具，想必公安机关是不会认定为盗窃的，但现在是价值300万的金饰，梁丽的行为是否就存在了质的差别？在笔者看来，由于当时持有人已经失去了对盒子的管控，任何在机场往来的行人都有可能将盒子带走，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无人看管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该盒子包装良好，并且明确写明内装价值300万的金饰，梁丽的行为也不能构成盗窃。其对金饰的占有，仍属于无因管理的范畴，至于其后是否产生了据为己有的目的，并不能改变之前捡拾行为的性质。
第三，更进一步来说，即使梁丽从一开始就明知该盒子装有金饰，并存在占为己有的目的，由于她是在公共场合，且盒子实质上处于无主状态下占有的，这也只能构成侵占的故意，至于能否按侵占罪定罪，也还要看是否存在“拒不归还”的行为。梁丽虽然事后没有主动归还失主，而是在公安机关做了长时间（仅20分钟）思想工作后被动交出，但这仍不符合“拒不归还”的特点。深圳大学的法学教授吴学斌认为，“梁丽把纸箱带回了家，这个结果就可以称为拒不交还了”（参见：女清洁工 捡 300万金饰案：律师激辩如何量刑http://www.ycwb.com.cn/news/2009-05/18/content_2137197.htm），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违常理。所谓“拒”者，一定是对应于“求”的，也就是说先有失主或司法机关的依法讨要，才有后面的“拒不归还”，断无可能梁丽连失主是谁都不知道，也没有听到任何索取通知的情况下，就单方面构成“拒不归还”了。相反，本案中，司法机关上门讨要后，梁丽并没有将金饰隐藏转移，而是当场就已经归还。这种归还，虽然在公安机关看来是做思想工作的结果，但在笔者看来，只要当时办案人员不是拿着搜查令过去的，没有采取合法的强制措施，梁丽即在自己的家里讲金饰主动全部交出，应完全视为主动归还。
总之，笔者认为，从现有新闻披露的这些事实来看，梁丽的行为不仅不能构成盗窃罪，甚至连侵占罪也够不上。如果本案最终被司法机关认定为盗窃罪或者侵占罪，笔者认为，这将极大地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
记得小时候的一首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但我们现有的法律除了对某些特定人员（如失物招领处工作人员）外，并没有“拾物必须交公，否则违法”的规定。事实上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规定，否则，我们只要捡到失物，就将触犯该规定，除非“警察叔叔”能随时跟在我们身边。
因此，拾物不交公的行为要是入罪的话，也是难以概括在盗窃罪或侵占罪之内的，而只能创造一种全新的罪名——拾金罪，即只要捡到有价值的东西，就可以构成。如此一来，本文开始提到的现象——“路不拾遗”真的是可能实现了。
旷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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