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延松 山东政法学院 讲师
关键词: 秘密侦查/立法比较/现实困境/法治化
内容提要: 秘密侦查作为一种打击追诉犯罪的特殊侦查手段，在现代各国侦查实践中被普遍应用。我国立法对秘密侦查缺乏明确而详尽的规定，这与国外的立法规定相差甚远，也不符合建设法治国家对人权保障的要求。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语境下，基于程序正义理念的要求，亟需实现我国秘密侦查的法治化，以限制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确保在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达到必要的平衡。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和社会的飞速发展，在刑事犯罪领域不仅涌现出黑社会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跨国犯罪等新类型的犯罪，而且毒品犯罪、职务犯罪、经济犯罪等传统型犯罪也日趋高组织化、强隐秘化、高智能化。这些犯罪所具有的极强隐蔽性和反侦查功能，对侦查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传统的侦查措施在侦破现代犯罪上就表现出日益明显的局限性。为了应对犯罪形势出现的新变化，秘密侦查作为打击追诉犯罪的特殊侦查手段便在各国的侦查实践中得到广泛使用。然而，鉴于秘密侦查所具有的强隐蔽性和易侵权性，我们又不得不面对秘密侦查的“双刃剑”功效，其在给侦查机关带来执法利益的同时，也就天然地蕴涵着侵犯公民权利和滥用的风险。为此，现代法治国家从保障公民个人权益出发，对刑事司法中秘密侦查措施的运用都进行了全面规范和控制。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秘密侦查也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但立法鲜有规定，这不仅使我国司法实践中秘密侦查措施的采取无法受到法律的有效规制，更为严重的是妨碍了我国侦查法治化建设的进程，这极不符合建设法治国家对人权保障的要求。因此，我国亟需对秘密侦查实行有效的法律控制，实现秘密侦查的法治化，以限制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确保在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达到必要的平衡。
一、我国秘密侦查的立法现状及现实困境
我国关于秘密侦查的立法依然是个空白，既没有专门规制秘密侦查的单行法，也没有在刑事诉讼法典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对秘密侦查手段予以规定。只有极少数原则性的规定涉及到秘密侦查措施，或者是侦查机关的一些内部规定来规范秘密侦查措施，致使秘密侦查的使用置于“隐形法”的调整之下，各地侦查机关在使用秘密侦查措施上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随意性。目前，我国侦查机关使用秘密侦查手段的法律依据主要来源于两个：一是1993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察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用技术侦察措施。”二是1995年通过的《人民警察法》第16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用技术侦察措施。”除此之外，我国法律再无片言只语予以规范。对公民权利影响如此重大的措施，仅仅由国家的部门规制来调整，在全世界都极为少见，称之为“法外立法”并不为过。至于1984年公安部制定的《刑事特情工作细则》和2000年通过的《公安部关于技术侦察手段的规定》，只是公安（国安）机关内部通行的办案规则，导致所谓的“国家有关规定”、“严格的批准手续”究竟为何物，不足为外人道也。这显然与现代刑事诉讼基本价值和法治国家的要求相违背。可见，我国关于秘密侦查的立法极不完备，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陷入困境。
1．立法的缺失导致秘密侦查在实践中的适用不规范。在实践中，公安机关为了保护卧底侦查人员和特情，在向检察机关移送有关卧底侦查员或特情参与案件的事实材料时，对卧底侦查员以同案犯或重要证人的形式出现，并以“在逃”或“另案处理”为由，不移送材料。而检察机关在起诉此类案件时，因无明文的法律规定，存在一种盲目性和无奈性。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由于法律没有对因秘密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的可采性予以规定，存在着一种不确定性和无序性。[1]（P101）这种做法很不规范，是无奈的变通之举。现行法律对秘密侦查规定的神秘化倾向，严重影响了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和国家司法机关公正的形象。
2．秘密侦查行为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授权，仅仅依照部门规章、政策行事，我国采取秘密侦查办案的侦查人员要承受着合法与非法的质疑。这也导致了侦查人员心里没底，加之具体的界限不明，秘密侦查人员本身就处于一种合法与非法的边界地带。
3．容易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侵犯。秘密侦查本身就具有易侵权性，再加上法律没有对秘密侦查的适用程序进行完善的规定，导致秘密侦查措施的滥用。如果随意采用秘密侦查手段，会产生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严重后果，即这种方法的使用往往会侵犯有关人员的合法权利，如隐私权、通讯自由权等。
4．缺乏外部的有效监督。目前，秘密侦查并未纳入刑事诉讼法调整的范围内，而是由公安（国安）机关内部的操作规则予以规范和实施，实行的是自我约束、内部审查、同体监督，具有不透明性，无法在外部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其实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黑箱操作”。这种制度设计很容易导致侦查机关在无任何外部监督制约的情况下行使秘密侦查权，为了快速有效侦破案件，动辄采用秘密侦查手段，产生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严重后果。
5．秘密侦查获取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由于法律没有明确授权侦查机关采取秘密侦查措施的权力，法律对特殊手段获取的证据的可采性问题也没有任何的规定，因此，通过这些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不能直接进入审判程序，必须经过“证据转换”，即对秘密侦查的结果必须通过刑事诉讼程序予以“公开化”，否则无法确保诉讼的公正性和效率。秘密侦查获取的资料“只能在分析案情时使用，不能在审判中直接作为证据使用。如果要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需要在此前一定时间内告知有关案件各方秘密取证之信息，将其公开化后方能作为合法的证据使用”。[2]（P306）但“证据转换”的法律依据以及经转换的证据的合法性却有待考证，况且有些证据也是无法“转换”的。可见，秘密侦查有必要进行法治化。
二、秘密侦查立法的域外考察
由于秘密侦查措施的适用时常发生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现代各国为了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都十分重视对秘密侦查的立法，对其适用做出了明确规定。不仅可以使秘密侦查获得有效的授权，保证侦查手段的理性选择与行使，而且能够将可能发生的对公民权利的侵害降至最低。大陆法系国家采用诉讼法律模式，在其刑事诉讼法中对秘密侦查做出规定。联邦德国在1975年修正《刑事诉讼法》时增加了关于“监视电信通讯”的规定；1992年9月23日正式生效实施的《对抗组织犯罪法案》新增了关于“卧底侦查”规定；1998年修订的《德国的刑事诉讼法典》在第110a－110e条对卧底侦查做了详尽的规定，[3]（P27）在第100条对监听、录音的适用对象、条件做出了明确规定。[4]（P453）法国于1991年在《刑事诉讼法典》中增加了“电讯的截留”一节，对秘密监听的程序问题做出了详细规定。[5]（P124）2001年修订的《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186条对监听做了规定：“如果有足够的理由认为，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和其他人的电话和其他谈话可能含有对刑事案件有意义的内容，则在严重犯罪和特别严重犯罪案件中允许监听和录音，监听和录音根据法院依照本法典第165条做出的决定进行。”该法还对监听和录音的申请、期限和使用等问题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6]（P145－147）
英美法系国家采取综合法律模式对监听、乔装侦查等秘密侦查方法进行规定。美国国会1968年通过《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对秘密监听、录音做出了具体规定。美国联邦调查局于1981年颁布了《乔装侦查行动准则》，以加强对乔装侦查行动的内部控制与责任约束机制，其后又分别在1992年、2002年两度修改此准则。[7]英国议会1985年通过的《电讯截获法》，一方面将非法截获通讯规定为犯罪，同时也赋予了警察和情报部门在一定条件下截获通讯的权力。
纵观德、法、俄、美、英等国家有关秘密侦查的立法，无论采取何种模式，都是通过明确的制定法对秘密侦查进行规范，使秘密侦查的进行均处于一种有法可依的状态。可见这些国家的秘密侦查正在实现法治化，都是力求在“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间求得平衡。尽管各国的秘密侦查立法问题在具体规定方面不尽一致，但是均涉及以下五个方面：
1．适用的犯罪范围。秘密侦查作为一种极易因侵犯公民权利而成为非法侦查的特殊侦查行为，必须严格限制其适用范围，这也是法治国家的共识。总的来说，秘密侦查主要适用于两类犯罪：一是重罪，即处罚较重的犯罪，如美国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条例》规定秘密侦查适用以下犯罪：间谍罪、叛国罪、谋杀罪、抢劫罪、贿赂政府官员罪、贩毒罪、敲诈勒索罪等12种犯罪。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66条规定“在下列有关的刑事诉讼中允许对谈话、电话和其他形式的电讯联系进行窃听：（1）依照第4条的规定依法应判处无期徒刑或者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非过失犯罪；（2）依照第4条的规定应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妨害公共管理的犯罪……”针对这类犯罪采用秘密侦查措施足以抵消因侵害公民隐私权而带来的负面影响。二是组织化、智能化、隐秘化的特殊类型的犯罪。由于其犯罪行为的特点，给侦查机关的侦查带来重重困难，侦查机关不采用秘密侦查，实难发现并侦破犯罪。
2．适用的必要性。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00条a规定，只有在以其他方式不能或难以查明案情、侦查被控制的住所的条件下，才允许命令监视、录制电讯往来。[3]（P31）美国《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规定，只有在常规侦查措施已经失败或不可能成功或过于危险时才能采用秘密监听手段。[8]（P356）由此可见，秘密侦查只有在常规性侦查措施难以查清案情时才能采用。这是基于秘密侦查措施是非公开进行的，难以受到外部有效监控，并且该措施往往直接触及公民个人的隐私权利的考虑。
3．秘密侦查的对象要具有相关性。即秘密侦查的采取只用来针对被指控人员及相关事实。为防止国家权力的过度扩张，这就要求秘密侦查只能针对犯罪嫌疑人及其犯罪事实才能使用。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00条a第5款规定，进行监听原则上只能针对犯罪嫌疑人而采用，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适用与案件有关联的其他人员。[3]（P31）
4．秘密侦查必须经过司法审查方能适用。由于秘密侦查措施是无需取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意的强制性侦查措施，为了防止侦查机关在实施过程中侵犯公民的个人权利，西方各国均规定秘密侦查措施的适用，须经侦查机关提出申请、法官审查批准才能适用。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00条b第1款规定，对电讯来往是否监视、录制，只允许由法官决定，在延误有危险时也可以由检察院决定。[3]（P33）
5．权利的司法救济。为实现国家秘密侦查权与公民隐私权对抗中的平衡，各国立法一般规定广泛的司法救济措施以对不当秘密侦查行为进行合理地抗辩。如侦查对象对秘密侦查所获得的信息有审查和提出异议权。对秘密侦查所获得的非法证据享有请求排除权。辩护方享有秘密侦查所获得信息的使用权和对非法秘密侦查行为的民事求偿权。美国《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规定，通讯被非法监听、泄露及非法使用者有权对非法行为实施者提起民事诉讼。[8]（P360）
三、实现我国秘密侦查法治化的出路
当今的中国社会正在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传统的以道德教化和行政命令为手段的治国理念已经不适应现代治国的需要，于是我国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法治意味着政府除非实施众所周知的规则以外不得对个人实施强制，所以它构成了对政府机关的一切权力的限制”。[9]（P260）可见，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绝对不是旨在对公民施行法律压制，而应该是一种限制政府权力的控制手段和保护公民权利的保障措施。所以“作为法治来说，其所治的关键在于治权”。[10]（P92）由于我国目前并没有形成符合法治原则的秘密侦查制度，而这有可能导致权力的恣意和对人权的威胁。所以，秘密侦查法治化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如何对秘密侦查权进行有效控制，从而维护公民合法权利的问题。正如德国历史学家迈内克所说：“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着逾越正义与道德界线的诱惑。人们可以将它比作附在权力上的一种咒语——它是不可抵抗的。”[11]（P362）针对秘密侦查措施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运用所存在的问题，我们应在现代法治和人权保障的观念下，本着学习和发展的精神，充分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合理借鉴国外的合理立法经验，将秘密侦查纳入刑事诉讼法的统一调整范畴，从而实现秘密侦查措施的法治化。
（一）明确秘密侦查的性质定位
现代刑事诉讼行为理论认为，侦查行为属于刑事诉讼行为的范畴。秘密侦查作为行使侦查权的一种方式，自然是诉讼行为、侦查行为，理应受到刑事诉讼法的调整。何况任何国家行为的实施都需要有法律上的依据，秘密侦查也只有处于法律的控制之下，才能符合法治国家的本质要求。否则，权力一旦失去了约束，其所具有的天然扩张属性必然导致其被滥用。
关于印发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等
关于印发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发改经贸[2003]222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计委（发展改革委）、经贸委、财政厅（局）、质量技监局、供销社、农业发展银行分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委、经贸委、财政局、供销社：
经报请国务院批准，现将《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方案》印发给你们。并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是我国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立棉花市场体系、发展棉花现代物流的关键。推进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对提高棉花流通效率，降低棉花流通成本，提高棉花质量，增强我国纺织品国际竞争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力争用五年左右的时间，采用科学、统一、与国际接轨的棉花检验技术标准体系，在棉花加工环节实行仪器化、普遍性的权威检验，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科学权威的棉花质量检验体制。
三、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改用国际通用棉包包型，在加工环节采用快速检验仪实行仪器化公证检验，并对成包皮棉逐包编码实行信息化管理。
四、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分为准备、试点和全面实施三个阶段。2003棉花年度结束前做好各项改革试点准备工作，2004棉花年度开始组织新体制运行试点，2005棉花年度起逐步推行新体制。
五、实行棉花质量检验新体制，现有的棉花加工企业均需改用新型大型打包机，并使用条形码等新技术，促进棉花加工企业加快联合、兼并、重组，实现规模化、产业化经营。为避免造成浪费，从2004年起，各地要停止审批不具备压力为400吨以上的大型打包机的棉花加工企业。
六、为加强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工作的组织领导，国家发展改革委、质检总局、财政部、供销总社、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有关部门联合成立了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工作协调指导小组，负责指导、协调和解决改革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各产棉区也要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协调解决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
附：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方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质检总局
财政部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二00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主题词：棉花 质量 检验 改革 通知
抄送：国务院办公厅、农业部、人民银行、工商总局。
附件：
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方案
一、改革棉花质量检验体制的必要性
我国现行棉花质量检验体制包括棉花加工企业自行检验，专业纤维检验机构（以下简称纤检机构）公证检验两部分。纤检机构还负责复验仲裁和行政执法。企业检验，是在籽棉加工成皮棉后，由棉花加工企业根据自己检验的结果，在棉包上标注棉花的质量等级。购销双方在棉花交易中发生质量争议时，通过协商定级解决,其结果主要取决于供求关系。纤检机构依据《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实施公证检验，一是接受纺织企业的申报，对经营性棉花进行公证检验，公证检验结果作为纺织企业与售棉企业结算的依据；二是对国家储备棉花进行强制性公证检验；三是中国纤维检验局对经公证检验的棉花实施监督抽验。
现行的棉花质量检验体制，对促进棉花生产经营企业提高棉花质量，打击掺杂使假，保障购销双方的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现行棉花质量检验体制不能适应建立棉花市场、发展市场交易的需要。一是棉花质量标识缺乏公信度和权威性。现行的棉花质量等级是由棉花加工企业自行标注的，在供不应求时，虚标等级、名实不符的情况时有发生；供大于求时，买方又极力压低棉花等级，买卖双方缺乏互信。企业购买棉花后，往往要重新开包确认等级，造成重复检验，引发争议，增加交易成本，降低流通效率。二是感官检验缺乏科学性且容易产生纠纷。我国现行的棉花质量检验，均以感官检验为主，目测手扯，主要依赖检验人员的经验，购销双方难以对检验结果达成一致。三是现行公证检验模式存在局限性。依据现行的棉花国家标准，公证检验尚不能做到包包普遍检验，而且只对进入纺织厂后的棉花进行售后公证检验，不能适应棉花市场交易的需要。
随着棉花市场化流通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迫切要求改革现行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善棉花检验手段，建立科学性、普遍性、权威性的公证检验体制，保证棉花质量，促进棉花进入市场交易。
二、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目标
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适应加入世贸组织新形势和改革棉花流通体制的要求，以确保棉花质量、促进市场发育为核心，完善棉花质量保障体系，提高我国棉花和棉纺织品的竞争力，推动棉花产业健康发展。
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力争用五年左右的时间，采用科学、统一、与国际接轨的棉花检验技术标准体系，在棉花加工环节实行仪器化、普遍性的权威检验，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科学权威的棉花质量检验体制。
三、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一）在加工环节实行公证检验。将目前棉花加工企业自行检验、自行标注质量标识，改为在企业自愿的基础上，由纤检机构在加工环节依法免费提供逐包取样、包包检验的公证检验服务。具体操作程序是：（1）在棉花加工成包时，利用打包机的自动取样装置在棉包两侧各取样一份。每份再分成两半，把两侧各一半合在一起，形成该包棉花的两份样品。（2）由棉花加工企业将纤检机构发放的棉包统一编码的条码卡（一式四份），分别夹入两份样品中，并在棉包两端各贴一份。（3）两份样品及条码卡，一份送纤检机构检验。由纤检机构将该包棉花公证检验结果连同产地、加工企业名称、生产日期、重量、异性纤维含量等初始信息输入全国棉花质量信息管理系统备案。另一份由棉花加工企业保存，并随棉包流通。棉花加工企业应依法建立健全内部棉花质量管理制度，保证棉花质量。
（二）采用快速检验仪进行仪器化科学检验。改变目前主要靠检验人员经验确定等级的传统检验方式，采用国际上通用的大容量快速检验仪（HVI）检验棉花质量，提高公证检验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三）制定仪器化检验棉花质量标准。为适应仪器化检验和现代纺织工业发展的需要，要研制全国棉花色特征图及其应用软件，并制订适应仪器化检验的棉花质量标准及相关技术规范。新标准主要增加强度、细度、成熟度、一致性等反映棉花内在质量的指标。
（四）采用国际通用棉包包型。我国现行的85公斤棉包包型是历史上适应人工搬运确定的。国际通行棉包包重为227公斤。目前全国每年加工生产的棉包约为6000万个，全部改为大包后可减为2000万个左右，可以减少质量检验的工作量，降低棉花包装成本和检验、流通费用。改变包型后，将现有打包机更换为压力400吨以上的大型打包机。同时，将目前棉包包皮在里、铅丝在外的捆扎包装方式，改为国际通行的在裸包上捆扎钢带，取样、称重后再套外包装。全面更换棉花加工企业加工打包设备，政策性强，需要统一规划，逐步推行。
（五）规范棉包重量。为了避免各地气候（湿度）差异造成棉花实际重量的不同，要研制和配备能够使棉花加工过程中水分保持在标准含量的调湿设备。调湿设备与打包机配套使用。
（六）实行信息化逐包编码。纤检机构统一对全国成包皮棉逐包编码，作为每包棉花身份和质量状况的信息载体。棉花购销各方可以根据每包棉花的编码，通过全国棉花质量信息管理系统，查询该包棉花的质量、产地、生产日期等相关信息。有利于促进棉花市场交易，准确、及时地掌握全国棉花产销和质量数据。
（七）发展棉花专业仓储。公证检验后的棉花，在企业自愿和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送交指定的专业仓库储存保管。棉花出售后，由购销双方在指定专业仓库交割。指定仓库保管的作用：一是确保检验后的棉包不会出现假冒、调换等行为；二是便于银行对作为贷款抵押物的棉花实施监管；三是仓库可以根据买方的需求，对所储棉花分选组批；四是有利于发展网上交易，降低物流成本。指定仓库向社会符合储备条件的仓库公开招标确定。
（八）改革公证检验管理体制。（1）调整公证检验机构布局。检验体制改革后，棉花公证检验的地点由纺织企业改为棉花加工企业。要根据棉花生产布局，调整纤检机构的设置，把棉花公证检验工作的重点由纺织企业调整到棉花加工企业。（2）加强岗前培训教育，实行考核持证上岗。按照仪器化检验和新标准的要求，对棉花公证检验人员统一实施上岗前的业务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实行考核持证上岗。对棉花加工企业的抽样人员，由纤检机构统一培训、考核、发证。（3）提供普遍性服务。纤检机构要对所有棉花加工企业提供普遍性服务，满足所有棉花加工企业公证检验的请求。要加强公检队伍建设，提高检验人员的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为棉花加工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4）建立监检分离制度。设立复检机构，负责接受棉花加工企业和用棉企业的复检申请。健全公证检验监督抽验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对因人为因素造成不合格率较高的机构，要追究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责任。纤检机构要吸收供销社系统技术人员充实检验队伍，中国纤维检验局专门监督，在棉花产区形成技术过硬、客观公正、廉洁高效、布局合理、内部监检分离的检验体系。同时，符合资质条件的社会质检机构可以为企业提供检验服务。积极探索由社会中介机构检验、政府指定机构监管的棉花检验监检分离新体制。
四、需前期做好的几项技术准备工作
推行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需要做好以下几项前期准备工作：
一是抓紧研制完善相关加工设备和检测仪器。为适应小包改大包、包包检验和计重方式的改革，必须对棉花加工设备进行技术改造，研制并完善大型打包机、加工皮棉的调湿装置、棉花加工过程中籽棉和皮棉异性纤维识别与排除及成包前皮棉异性纤维定量识别装置、自动取样装置、套包平台、自动称重装置、专用叉车等设备。
二是制订新的棉花质量标准。抓紧研制中国棉花色特征图，制订新的棉花质量标准及相关技术规范。同时，还需制订与之配套的棉花包装标准、棉花加工工艺规程等技术规范。
三是开发棉包编码技术和棉花信息管理系统。开发对所有棉包统一编码的应用技术。开发全国棉花信息管理系统。
五、改革的政策支持
国务院批准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方案后，应尽快向社会宣布，以利于企业早做准备。目前我国棉花加工企业数量众多、规模偏小，更换大型打包机等设备和改造加工技术条件的一次性投入较大，对改革面临的困难和阻力必须有足够的估计。为引导企业积极参与改革，采取以下措施：
（一）政府保障纤检机构公证检验经费。在推行新体制的过程中和新体制建立后的几年内，公证检验经费仍由国家财政按原有经费渠道拨付（现行体制是免费为纺织企业和国家储备进行公证检验），条件成熟后，逐步过渡到向棉花企业收费。新体制下的公证检验及监督成本由财政部会同质检总局重新测定。
（二）棉花加工企业须逐步把普通打包机更换为大型打包机。（1）从2004年起，停止审批不具备大型打包机的棉花加工企业，现有的加工企业逐步把小打包机更换成大型打包机。（2）对棉花加工企业更换大型打包机及其辅助设备的贷款给予政策支持。（3）对实行大棉包包型的加工企业，农业发展银行、有关商业银行在贷款供应上要优先支持，并将公证检验结果作为贷款的依据。（4）政策性贷款收购加工的成包皮棉，作为贷款抵押物进入指定的专业仓库，企业逾期不能还贷，有关银行有权处理被抵押的棉花。（5）从2004年度起，国家储备优先收储经公证检验的大包型棉花。
（三）支持研制有关专项设备和推进改革试点。对大型打包机、调湿设备、检验仪器、编码技术及信息管理系统的研制中央财政给予适当补助。中央财政拨专款用于修订棉花质量标准和试点工作。
（四）完善纤检机构检验技术条件。在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试点取得成功后，为满足顺利推行新体制的需要，须加强对纤检机构检测设备和技术条件的投入，分阶段配备HVI仪器。建设全国棉花质量信息管理系统。
六、改革的实施步骤
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分为准备、试点和全面实施三个阶段。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一）2003棉花年度结束前做好各项改革试点准备工作。（1）研制完善棉花加工设备。2004年3月底前，完成大型打包机、自动扦样装置、加工皮棉调湿装置、套包装置等样机试验；2004年5月底前完成鉴定，通过项目验收；2005年6月底前完成开发、研制棉花加工过程中籽棉和皮棉异性纤维识别与排除及成包前皮棉异性纤维定量识别装置。由供销总社负责落实。（2）研制开发国产HVI检验仪器。2003年底前研制出样机，2004年6月底前完成试验，通过鉴定。由质检总局负责落实。（3）制定新的棉花质量检验标准。2004年4月底前完成研制中国棉花色特征图和开发应用软件验证试验；2004年6月底前完成棉花质量标准和技术规范的制定工作。由质检总局负责落实。（4）开发棉包编码技术和棉花信息管理系统。2004年6月底前完成。由质检总局会同供销总社等部门负责落实。（5）完善试点企业技术条件和检测机构检验条件。2004年8月底前确定试点企业，并按照试点要求完善加工技术条件。由供销总社负责落实。调整、确定试点单位和公证检验纤检机构，配备检验仪器，完善实验环境，2004年8月底前具备公证检验条件。由质检总局负责落实。（6）制定、发布加快改革的相关政策。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落实，于2003年度结束前完成。（7）落实改革准备和组织试点等工作的经费。由财政部负责安排。上述各项工作，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督促落实，统筹协调。
（二）2004棉花年度开始组织新体制运行试点。目前新疆建设兵团七师、山东武城县、河南扶沟县部分企业已经开始使用或正在安装大型打包设备，建议把上述具备一定条件的企业列入改革试点。各有关部门对改革试点进行全程跟踪，及时总结经验，完善改革方案。年度结束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将试点情况上报国务院。
（三）2005棉花年度起逐步推行新体制。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按照国务院推行棉花质量检验新体制的决定，全面组织实施，力争用五年左右的时间有计划地过渡到棉花检验新体制。在推行新体制的过程中，为避免出现质量控制真空，现行公证检验体制应保持一定的连续性，新标准、新包型、新体制逐步取代老标准、老包型、老体制。
七、改革的组织领导
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技术性强、涉及面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为加强棉花质量检验体制工作的领导，成立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工作指导小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质检总局、财政部、供销总社、农业发展银行等部门主管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指导、协调和解决改革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