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期货公司财务监管报备表》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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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期货公司财务监管报备表》的通知
关于印发《期货公司财务监管报备表》的通知
（2007年6月4日 证监会计字〔2007〕17号）
2007年1月23日，我会下发了《关于期货经纪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有关新旧衔接事宜的通知》（证监会计字〔2007〕8号），规定期货经纪公司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以下简称新会计准则）和我会的相关要求，于2007年6月30日之前将会计核算系统等调整到位。自2007年7月1日起，期货经纪公司应按照新会计准则进行账务处理。
为了进一步规范期货公司新旧会计标准的衔接和报表编制工作，确保期货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的平稳过渡，提高期货公司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和可靠性，我会拟定了《期货公司财务监管报备表》，对期货公司的财务会计报表格式做出了统一规定，现印发给你们并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期货公司应高度重视新会计准则的施行工作，认真做好会计核算系统的开发和测试，不断完善相关业务流程和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员工业务培训，积极防范业务风险，确保新会计准则及时、顺利施行。
二、2007年7月1日起，期货公司应按新会计准则及其配套文件和我会的相关规定，设置会计科目，进行会计核算，编制会计报表，披露相关信息。中国期货业协会为指导、规范期货公司会计科目设置和核算等而发布的相关指引，期货公司应遵照执行。执行中的有关问题，请及时报告我会。
三、期货公司应于每月度终了后的7个工作日内向我会报送月度财务监管报表，在年度终了后的3个月内向我会报送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后的年度财务监管报表。
四、今后财政部如对期货公司会计科目设置以及财务报表格式另作明确规定的，按照财政部的规定执行。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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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穿 法 袍 的 法 官
——再论律师职业的性质和地位
芦志锋（上海市金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律师业——在夹缝中生存的职业
通常，人们总是把律师称为自由职业者。但是，这一“自由”的职业者并不象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自由。对律师而言，他们更象是一群生活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夹缝间的人。站在政治国家的立场上，律师、或曰讼师的存在，即意味着对国家机关及其司法官吏对法律知识和法律解释的垄断权的挑战。我们知道，在人类社会早期，成文的法律是不存在的，法律仅仅存在于统治阶级的头脑中。凭借着对法律知识的垄断，统治阶级可以任意对人民科以义务，施加刑罚。尽管后来在平民斗争的推动下出现了成文的法律，但是浩如烟海的律令格式甚至连读书人出身的官吏都不能窥其端倪，更不用说目不识丁的平民百姓。对众多百姓们而言，“上官府”、“打官司”无疑是一种畏途，而请人帮忙打官司也就在情理之中。正是在这种最原始的对法律帮助的需求的推动下，中国在高度集权的封建时代仍然诞生了“讼师”这一职业。尽管在一个以权力为核心的专制社会中，讼师的出现不可能改变当时社会的基本形态，甚至讼师本人也不可能有目的去维护司法的公正，但是讼师的出现毕竟部分地打破了官府对法律知识的垄断，方便了一些老百姓伸张自己的权利。这也正是讼师不容于专制社会的根本原因。
尽管经过历史的演进，随着市民权利的扩张和国家权力的分立，法律已经不再是专制统治的工具和专利，而日益成为调整不同层次的社会关系的游戏规则。但是由于司法权仍然是一种为国家所垄断的权力，由国家司法机关和司法官员所把持，普通公民在强大的司法机关面前仍然不免显得弱小和孤单。同时，伴随着社会关系的多样化，法律规则日益走向复杂化，普通公民面对日益膨胀的法律规范体系同样存在诸多盲区。而精通法律规范的律师，不仅利用其所具有的法律知识，同时还由于律师具有的司法职业者的身份，在与司法机关打交道的过程中往往能发挥一般公民所不具有的优势。因此，律师在诉讼中实际上行使了一种“平民司法”的职能。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律师的参与，公共司法才不至于发展成为一种专制的权利；换而言之，律师的存在是对公共司法权威的最大挑战。所以律师经常被视为“刁民”的代表而受尽公共机关的排挤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亦官亦商的律师
有鉴于此，如果法律和制度没能在身份上为律师提供一定的保障，律师职业就很难获得其应有的生存空间。因此，历史上律师业比较发达的英美法系国家，以及当代的西方国家莫不赋予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一定的特殊身份和地位，这种情况大致可以用赋予律师一定的“司法性”来形容。所谓“赋予律师的司法性”，并不是说赋予律师司法官员的官方身份，同吃一份“皇粮”，而是指律师根据法律的授权，在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方面具有与司法机关相同的职能和职责。例如：德国律师法规定：“律师是独立的司法人员”；加拿大出庭律师与初级律师法第3条和第17条分别规定：“律师属司法辅助人员系列。律师从事司法业务时应着职业服装”，“每一个获准在最高法院担任初级律师的律师协会会员，均为加拿大自治领地的所有法院的官员”。 日本和我国台湾省虽然没有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律师是司法人员，但是法学界和律师界都普遍地把律师尊称为“在野法曹”，以区别于拿国家薪水的司法官员。此外，在英美法系国家，律师除了受理自己的业务之外，还经常要为司法机关服务。例如：美国律师职业行为标准规则便规定，“在法院工作繁忙、法官人数不够时，律师有应法院指定代理法官的义务。”除了代理法官职务之外，英美法系国家的律师也经常为检察官服务，代表国家出庭支持公诉。①
律师与国家司法制度的这种密切关系在清末的司法改革中就被中国第一批的法学家所发现和认识。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修订完成。沈家本、伍廷芳在上奏刑事民事诉讼法拟请先行试办一折中，对律师在诉讼中的作用，律师培养的重要性等作了深刻的阐述。奏折称：“盖人因讼对薄公庭，惶悚之下，言辞每多失措”，“故用律师代理一切”诉讼事宜，就能杜绝案件的“枉纵深故”。“各省法律学堂俱培养律师人才”，合格者“给予文凭”，“分拨各省以备办案之用”，“国家多一公正之律师，即异日多一习练之承审官也”。 该奏折明确提出培养法律人才的重要性，并将律师列为法官的后备人员。尽管历经百年，现在读来仍然令人不得不感叹老一辈法学家的远见智慧。辛亥革命爆发后，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诞生后，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对建立律师制度的重要性、必要性同样具有非常明确的认识。临时政府认为：“司法独立，推检之外，不可不设律师与相辅相制，必使并行不悖，司法前途方可达圆满之域。”明确地把律师和法官、检察官共同列为司法公正的三大柱石。②
除了获得法律上认可的身份保障之外，各方面制度的支持对于维护律师的司法性亦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根据国外的有关经验，这些制度上的保障措施主要包括：严格的职业准入制度、法律职业者一体化制度以及严格的行业自律制度。
首先，由于律师职业与司法公正和人民权利的实现息息相关，国家就必须保证律师本身具有从事司法职业的专业素质。英国和美国普遍规定，获得律师职业资格的前提是在政府或者律师协会认可的法学院取得规定的学位。而取得法学院入学资格的前提条件是申请人已经取得学士学位或者具有相当的学历。在德国，要想成为法律工作者，首先得进入大学的法学院学习。虽然德国的法学院没有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院那么严格的入学条件，但是入学者通常要在法学院学习五到六年，期间还要通过两次司法考试。由于法学院的教学和考试非常严格，学生的中途退学率通常高达50%。③
第二，为了避免司法机关出于职业偏见或者出于职业优越感而对律师进行压制、打击，或者鄙视律师的行为而影响到律师开展正常工作，英美法系国家普遍实行法律职业者一体化的制度。所谓的“一体化”表明了，在英美法系国家，律师与作为司法官吏的法官、检察官在职业培训、职业资格的取得以及职位的流动上具有很强的互通性。以美国为例，除少数地区的小型法院之外，所有的法官都是其所在州律师协会的成员，大多数法官都有从事律师职业的经历，所有的检察官同时也都具有律师资格。许多初出茅庐的法学院毕业生，往往还把担任公诉人或者助理检察官的经历，作为其独立从事律师职业前的准备阶段。
第三，律师的司法性不仅仅来自于社会或者国家的承认和赋予，同时也要求律师本身要有严格的职业意识和自律意识。几乎所有国家的律师都成立自己的团体——律师协会。律师协会最主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制定行业规范并监督其实行的情况。在这些行业规范里，通常都要求律师保持良好的道德情操、职业水平。为了避免经常与商业的客户打交道的律师们染上各种商业习气，危及法律行业本身应当具有的讲究学识与主持正义的形象，各国普遍对律师广告、律师出入各种场合以及律师在媒体上露面进行限制。尽管上述行规似乎过于严厉了些，但出于对自身职业的认同感和荣誉感，国外的律师们普遍都能够自觉地遵守这些“清规戒律”。
三、
时至今日，我国的律师业经过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据统计，截止到2000年初，中国律师的数量已达近十一万人，其中专职律师达63000多人，兼职律师达15900人，特邀律师5900多人，律师助理24000多人。从律师的文化素质看，大专学历的约占律师总数的48.1%，本科学历的占34.8%，硕士研究生学历的占4.8%，博士研究生学历的占0.32%。④从总体的文化素质来看，律师队伍要明显高于其他法律职业群体。然而，这一看似红红火火的群体仍然不得不面对的是同样一个冰冷的现实——低微的身份。就目前而言，大多数中国律师的悲哀不在于生存的艰辛，而是因为大多数的国人，甚至包括律师本身对律师职业所持的蔑视态度。尽管司法机关本身常常因为腐败和无能受到老百姓的痛斥，但是老百姓在大多数情况下，宁可把实现正义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认为腐败的司法机关身上，也不会想到要去寻求律师的帮助。这其中或许有历史文化的遗传基因在作怪，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扪心自问——沈家本等第一代法学家关于培养一个律师群体作为司法公正柱石的设想是否已经被历史，或者说被市场经济的浪潮所湮没？在此仅以立法为例，我国现行《律师法》第二条为中国的律师下了一个定义：“本法所称的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从这一定义本身出发，我国律师在身份上不仅与英美法系国家的律师相差甚远，也与大陆法系国家普遍把律师、法官和检察官并称为司法三柱的做法有很大的差距。根据这个定义，除了在服务的内容上与一般的服务业有所不同之外，我们很难把中国的律师和其他从事服务业的人员区分开来，更无法体现律师工作对社会的特殊意义。
立法上对律师职业的定位和评价过低，不仅与律师职业的特点和律师所肩负的使命有着巨大的差距，同时也压抑了律师主动去维护社会正义的积极性和使命感，而且还极大地限制了律师职业的进一步发展。仅就目前而言，除了高收入和身份上的“自由”之外，我国的律师业似乎很难再有什么可以吸引人才的地方了。许多法学院的毕业生在离开校门后争相要涌入司法机关，却不太愿意去从事律师职业，就是因为社会对律师的评价实在太低。而律师行业发展的滞后，已经日益成为制约我国司法改革进一步深入的瓶颈。当前，随着“依法治国”口号的提出，法学界和司法界的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诸如：审前证据交换、当庭质证和认证制度、提倡实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等进一步完善和改革我国司法制度的设想和建议。这些设想和建议无疑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有极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无论理论上的设计有多么精细，落实到具体上都需要有人去实施才行。法治社会离不开一个高素质、负责任的律师群体。仅凭理论界和立法者的一腔热血，而没有一支高素质的律师队伍在背后支持，这些美好的设想就很难得到实现——这就好比盖一所房子如果只有设计师而没有建筑师，那么所谓的高楼大厦就永远只能是停留纸面上的空中楼阁罢了。
① 陶髦、宋英辉、肖胜喜：《律师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9页。
② 同上，第15页。
③ 宋冰：《读本：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220页。
④曹秋红：《中国律师业的回顾和展望》，《中国法律》2001年第2期。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政府
广州市关于对职工伤、病劳动能力签定暂行办法
广州市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适应经济体制和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形势发展的需要，正确开展职工伤、病、残、职业病的劳动能力鉴定工作，维护用人单位和职工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和国务院关于改革劳动制度四个规定的精神，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广州地区企业（含私营、个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团体）。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三条 成立市、区、县劳动鉴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劳鉴会），委员会成员由同级劳动、卫生、人事、工会、民政等部门的负责同志组成，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同级劳动局。
区、县劳鉴会的成员名单应报市劳鉴会办公室备案。
企业主管局（总公司）有关劳动能力鉴定的日常管理工作由劳动或人事部门负责。
各企业、单位应成立劳鉴会或者劳鉴小组，由行政领导、劳动、人事、医疗、工会、安全等部门的负责人组成，并应指定专人负责日常工作。
第四条 市、区、县劳鉴会应指定有关医务技术人员组成内科（包括肺结核病科、精神病科）、外科（包括普通外科、胸部外科、泌尿外科、烧伤科）、骨科、眼科、神经科（包括神经内科、神经外科）、耳鼻喉科、口腔科、妇产科、职业病科等九个医务技术鉴定小组，负责对重大争
议的伤、病、残、职业病劳动能力状况作出医学科学技术方面的鉴定。鉴定是处理案件的依据。
第三章 职责任务
第五条 市劳鉴会的职责：
一、宣传劳动能力鉴定工作的意义，贯彻执行国家、省、市颁布的有关政策、规定；
二、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制订和修改我市劳动能力鉴定工作办法和鉴定标准；
三、监督、指导、协调各劳鉴会（小组）工作，总结和推广劳动能力鉴定工作的先进经验；
四、审查、鉴定、确认各单位需要呈报的职工因工负伤、职业中毒、职业病和非因工伤、病以及医疗终结丧失劳动能力程度的报告；
五、处理有关区、县劳鉴会或基层劳鉴会（小组）需要终审确认的劳动能力鉴定争议的案件。
六、对企业职工工伤赔偿、伤病提前退休、退职问题进行审查、鉴定。
第六条 区、县劳鉴会的职责：
区、县劳鉴会负责其所属各单位的职工劳动能力鉴定工作，并应按照本办法第五条第一、三、四项执行。凡经市劳鉴会批准的，可同时执行第六项。
第七条 基层劳鉴会（小组）的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政策规定；
二、对职工伤、病休息定期组织复查，确定职工伤、病医疗终结时间并同时向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安排复工或其他处理意见；
三、收集、整理和保存与职业中毒、伤亡事故等有关的材料（如事故报告、原始病历或病历摘要、诊断书、X光照片、现场证明等）。对需要研究、审定的事故材料应提出意见，并负责提交有关行政部门处理。
四、根据指定医疗、防治机构的有效证明，对伤病职工审查确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按隶属关系报请市、区或县劳鉴会认可后，按规定的审批程序办理退休、退职手续。
第四章 管理制度
第八条 各级劳鉴会（小组）应建立工作制度，有关鉴定标准的重大修改和劳动能力鉴定中出现的带政策性的重大问题，要经委员会成员半数以上讨论决定。劳鉴会办公室或专（兼）职人员，除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外，每年要定期向委员会汇报工作。
第九条 劳鉴会（小组）必须备有印鉴、会议记录，建立、健全劳动能力鉴定资料、档案、报表、呈报审批等制度。
第十条 区、县劳鉴会和主管局（总公司）的劳动人事部门须定期向市劳鉴会汇报工作，及时反映本地区、本单位劳动能力鉴定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市劳鉴会应经常督促、检查各级劳鉴会（小组）的工作。
第十一条 各级劳鉴会（小组）要认真履行职责，处理好本职范围内的鉴定工作，要坚持逐级鉴定、逐级裁决的工作程序。
第十二条 劳鉴会（小组）对职工进行劳动能力鉴定时，必须在鉴定书上写明伤、病性质（如一般疾病、职业病、因工或非因工负伤等）和鉴定结论，由指定医疗、防治机构的主治医师或主任医师签名，并加盖医疗、防治机构和劳鉴会（小组）的印章。
第十三条 凡劳鉴会（小组）要求被鉴定人复查时，如被鉴定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应视为病愈或医疗终结，不再安排鉴定。
第十四条 对无正当理由拒绝复查，又拒不上班者，由劳鉴会（小组）根据其情节轻重，分别提出处理意见，交由行政主管部门确认处理。
第十五条 劳动能力鉴定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应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秉公办事；否则，劳鉴会（小组）应提出处理意见，由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对其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者，由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第五章 鉴定程序
第十六条 基层鉴定程序：
一、需要鉴定的伤、病人员（以下简称当事人）应向所在单位提出书面申请报告；填写《伤病职工劳动能力鉴定表》；到指定医疗、防治机构进行检查，索取诊断证明书及有关检验材料。
二、单位劳鉴会或小组（无此机构的单位，由劳动人事部门负责，下同）。根据市的伤、病鉴定标准，应于接到当事人申请之日起十五天内对当事人作出是否医疗终结或者已恢复劳动能力，或者仍需疗养等有关结论，并通知当事人。单位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劳鉴会（小组）鉴定的意见给
予安排复工，或调换适当工作，或送疗养院（所）疗养。
三、劳鉴会（小组）对伤、病案如不能作出恰当结论，最迟在受理期满后第一天报送上一级主管部门调解处理。
四、当事人如对鉴定结论不服，可在接到结论通知书之日起十五天内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调解处理。
第十七条 主管局（总公司）调解处理程序：
一、对属下企业报送的伤、病案或当事人申请调解，应在受案之日起十五天内提出调解处理意见，并书面通知基层单位和当事人。
二、对本职范围内处理有困难的伤、病案或当事人的申诉，须自受理之日起七天内报送上一级劳鉴会进行鉴定、确认。
第十八条 市、区、县鉴定程序：
一、凡需报送市、区、县劳鉴会鉴定、确认的伤、病或个人申诉书，由当事人重新填写《伤病职工劳动能力鉴定表》一式三份，并提供各种有关原始资料，包括原始病历、病历摘要、历次诊断书（职业病须持有市职业病诊断小组诊证明；精神病须持有市精神病院诊断证明）、X光照片? ⒂泄丶觳榛楸ǜ媸橐约暗鞑楸ǜ娴取Ｗ柿喜坏猛扛摹⑽痹臁⒁洹⑾佟? 二、市、区、县劳鉴会受理的案件，如资料不全或情节不清的，有权要求送审单位和有关医疗、防治机构补充材料或对有关事实情节进行复查。
三、医务技术鉴定小组对受理的案件，有权根据伤、病案或当事人的申诉，到指定医疗、防治机构重新检查诊断，经过集体审议，作出书面鉴定结论，送同级劳鉴会确认处理。
凡部属（含部队）企业、省属企业和外地驻穗单位劳动能力鉴定有争议的案件，应送市劳鉴会鉴定处理。
四、市、区、县劳鉴会须自受案之日起三十天内，出具鉴定意见书发给呈报单位或当事人。
区、县对不能处理的疑难案件，须自受案之日起十天内报送市劳鉴会鉴定确认。
五、凡属工伤赔偿、伤病提前休（职）等鉴定均应经市卫生、劳动部门指定的医疗、防治机构进行检查后，由市劳鉴会确认。
第十九条 鉴定应以事实为依据，符合医学科学原理。对不同意见应记录在案，以备复查。
第二十条 市劳鉴会受理的案件所作的鉴定为最终鉴定。
第二十一条 各单位和当事人对劳鉴会（小组）的鉴定结论或处理意见有争议时，应按企业的隶属关系提交市、区、县劳动部门处理；机关、事业单位应按隶属关系提交市、区、县人事部门处理。
第二十二条 市、区、县劳鉴会对伤、病案的复查医务鉴定费（下称鉴定费），由申请鉴定方先行交付；对属医院误诊而改变原鉴定结论，或属基层劳鉴会（小组）鉴定结论错误的，鉴定费由当事人所在单位负担。经复查维持原鉴定结论的，鉴定费由申请鉴定方负担。
鉴定费主要用于医院检查诊断，聘请专家等。
收取鉴定费标准，由市劳动局、市卫生局会同市物价局另行制订。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伤病职工劳动能力鉴定标准及职工外伤、职业中毒医疗终结鉴定标准由广州市劳动鉴定委员会制定公布。
第二十四条 市、区、县劳鉴会的日常办公费用，向当地财政部门申请，在行政事业费中拨款解决；企业、单位劳鉴会（小组）的费用在行政办公费中支付。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劳动鉴定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从公布之日起实施。我市过去有关规定如与本办法不符的，执行本办法。
1988年10月6日
——再论律师职业的性质和地位
芦志锋（上海市金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律师业——在夹缝中生存的职业
通常，人们总是把律师称为自由职业者。但是，这一“自由”的职业者并不象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自由。对律师而言，他们更象是一群生活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夹缝间的人。站在政治国家的立场上，律师、或曰讼师的存在，即意味着对国家机关及其司法官吏对法律知识和法律解释的垄断权的挑战。我们知道，在人类社会早期，成文的法律是不存在的，法律仅仅存在于统治阶级的头脑中。凭借着对法律知识的垄断，统治阶级可以任意对人民科以义务，施加刑罚。尽管后来在平民斗争的推动下出现了成文的法律，但是浩如烟海的律令格式甚至连读书人出身的官吏都不能窥其端倪，更不用说目不识丁的平民百姓。对众多百姓们而言，“上官府”、“打官司”无疑是一种畏途，而请人帮忙打官司也就在情理之中。正是在这种最原始的对法律帮助的需求的推动下，中国在高度集权的封建时代仍然诞生了“讼师”这一职业。尽管在一个以权力为核心的专制社会中，讼师的出现不可能改变当时社会的基本形态，甚至讼师本人也不可能有目的去维护司法的公正，但是讼师的出现毕竟部分地打破了官府对法律知识的垄断，方便了一些老百姓伸张自己的权利。这也正是讼师不容于专制社会的根本原因。
尽管经过历史的演进，随着市民权利的扩张和国家权力的分立，法律已经不再是专制统治的工具和专利，而日益成为调整不同层次的社会关系的游戏规则。但是由于司法权仍然是一种为国家所垄断的权力，由国家司法机关和司法官员所把持，普通公民在强大的司法机关面前仍然不免显得弱小和孤单。同时，伴随着社会关系的多样化，法律规则日益走向复杂化，普通公民面对日益膨胀的法律规范体系同样存在诸多盲区。而精通法律规范的律师，不仅利用其所具有的法律知识，同时还由于律师具有的司法职业者的身份，在与司法机关打交道的过程中往往能发挥一般公民所不具有的优势。因此，律师在诉讼中实际上行使了一种“平民司法”的职能。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律师的参与，公共司法才不至于发展成为一种专制的权利；换而言之，律师的存在是对公共司法权威的最大挑战。所以律师经常被视为“刁民”的代表而受尽公共机关的排挤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亦官亦商的律师
有鉴于此，如果法律和制度没能在身份上为律师提供一定的保障，律师职业就很难获得其应有的生存空间。因此，历史上律师业比较发达的英美法系国家，以及当代的西方国家莫不赋予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一定的特殊身份和地位，这种情况大致可以用赋予律师一定的“司法性”来形容。所谓“赋予律师的司法性”，并不是说赋予律师司法官员的官方身份，同吃一份“皇粮”，而是指律师根据法律的授权，在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方面具有与司法机关相同的职能和职责。例如：德国律师法规定：“律师是独立的司法人员”；加拿大出庭律师与初级律师法第3条和第17条分别规定：“律师属司法辅助人员系列。律师从事司法业务时应着职业服装”，“每一个获准在最高法院担任初级律师的律师协会会员，均为加拿大自治领地的所有法院的官员”。 日本和我国台湾省虽然没有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律师是司法人员，但是法学界和律师界都普遍地把律师尊称为“在野法曹”，以区别于拿国家薪水的司法官员。此外，在英美法系国家，律师除了受理自己的业务之外，还经常要为司法机关服务。例如：美国律师职业行为标准规则便规定，“在法院工作繁忙、法官人数不够时，律师有应法院指定代理法官的义务。”除了代理法官职务之外，英美法系国家的律师也经常为检察官服务，代表国家出庭支持公诉。①
律师与国家司法制度的这种密切关系在清末的司法改革中就被中国第一批的法学家所发现和认识。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修订完成。沈家本、伍廷芳在上奏刑事民事诉讼法拟请先行试办一折中，对律师在诉讼中的作用，律师培养的重要性等作了深刻的阐述。奏折称：“盖人因讼对薄公庭，惶悚之下，言辞每多失措”，“故用律师代理一切”诉讼事宜，就能杜绝案件的“枉纵深故”。“各省法律学堂俱培养律师人才”，合格者“给予文凭”，“分拨各省以备办案之用”，“国家多一公正之律师，即异日多一习练之承审官也”。 该奏折明确提出培养法律人才的重要性，并将律师列为法官的后备人员。尽管历经百年，现在读来仍然令人不得不感叹老一辈法学家的远见智慧。辛亥革命爆发后，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诞生后，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对建立律师制度的重要性、必要性同样具有非常明确的认识。临时政府认为：“司法独立，推检之外，不可不设律师与相辅相制，必使并行不悖，司法前途方可达圆满之域。”明确地把律师和法官、检察官共同列为司法公正的三大柱石。②
除了获得法律上认可的身份保障之外，各方面制度的支持对于维护律师的司法性亦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根据国外的有关经验，这些制度上的保障措施主要包括：严格的职业准入制度、法律职业者一体化制度以及严格的行业自律制度。
首先，由于律师职业与司法公正和人民权利的实现息息相关，国家就必须保证律师本身具有从事司法职业的专业素质。英国和美国普遍规定，获得律师职业资格的前提是在政府或者律师协会认可的法学院取得规定的学位。而取得法学院入学资格的前提条件是申请人已经取得学士学位或者具有相当的学历。在德国，要想成为法律工作者，首先得进入大学的法学院学习。虽然德国的法学院没有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院那么严格的入学条件，但是入学者通常要在法学院学习五到六年，期间还要通过两次司法考试。由于法学院的教学和考试非常严格，学生的中途退学率通常高达50%。③
第二，为了避免司法机关出于职业偏见或者出于职业优越感而对律师进行压制、打击，或者鄙视律师的行为而影响到律师开展正常工作，英美法系国家普遍实行法律职业者一体化的制度。所谓的“一体化”表明了，在英美法系国家，律师与作为司法官吏的法官、检察官在职业培训、职业资格的取得以及职位的流动上具有很强的互通性。以美国为例，除少数地区的小型法院之外，所有的法官都是其所在州律师协会的成员，大多数法官都有从事律师职业的经历，所有的检察官同时也都具有律师资格。许多初出茅庐的法学院毕业生，往往还把担任公诉人或者助理检察官的经历，作为其独立从事律师职业前的准备阶段。
第三，律师的司法性不仅仅来自于社会或者国家的承认和赋予，同时也要求律师本身要有严格的职业意识和自律意识。几乎所有国家的律师都成立自己的团体——律师协会。律师协会最主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制定行业规范并监督其实行的情况。在这些行业规范里，通常都要求律师保持良好的道德情操、职业水平。为了避免经常与商业的客户打交道的律师们染上各种商业习气，危及法律行业本身应当具有的讲究学识与主持正义的形象，各国普遍对律师广告、律师出入各种场合以及律师在媒体上露面进行限制。尽管上述行规似乎过于严厉了些，但出于对自身职业的认同感和荣誉感，国外的律师们普遍都能够自觉地遵守这些“清规戒律”。
三、
时至今日，我国的律师业经过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据统计，截止到2000年初，中国律师的数量已达近十一万人，其中专职律师达63000多人，兼职律师达15900人，特邀律师5900多人，律师助理24000多人。从律师的文化素质看，大专学历的约占律师总数的48.1%，本科学历的占34.8%，硕士研究生学历的占4.8%，博士研究生学历的占0.32%。④从总体的文化素质来看，律师队伍要明显高于其他法律职业群体。然而，这一看似红红火火的群体仍然不得不面对的是同样一个冰冷的现实——低微的身份。就目前而言，大多数中国律师的悲哀不在于生存的艰辛，而是因为大多数的国人，甚至包括律师本身对律师职业所持的蔑视态度。尽管司法机关本身常常因为腐败和无能受到老百姓的痛斥，但是老百姓在大多数情况下，宁可把实现正义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认为腐败的司法机关身上，也不会想到要去寻求律师的帮助。这其中或许有历史文化的遗传基因在作怪，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扪心自问——沈家本等第一代法学家关于培养一个律师群体作为司法公正柱石的设想是否已经被历史，或者说被市场经济的浪潮所湮没？在此仅以立法为例，我国现行《律师法》第二条为中国的律师下了一个定义：“本法所称的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从这一定义本身出发，我国律师在身份上不仅与英美法系国家的律师相差甚远，也与大陆法系国家普遍把律师、法官和检察官并称为司法三柱的做法有很大的差距。根据这个定义，除了在服务的内容上与一般的服务业有所不同之外，我们很难把中国的律师和其他从事服务业的人员区分开来，更无法体现律师工作对社会的特殊意义。
立法上对律师职业的定位和评价过低，不仅与律师职业的特点和律师所肩负的使命有着巨大的差距，同时也压抑了律师主动去维护社会正义的积极性和使命感，而且还极大地限制了律师职业的进一步发展。仅就目前而言，除了高收入和身份上的“自由”之外，我国的律师业似乎很难再有什么可以吸引人才的地方了。许多法学院的毕业生在离开校门后争相要涌入司法机关，却不太愿意去从事律师职业，就是因为社会对律师的评价实在太低。而律师行业发展的滞后，已经日益成为制约我国司法改革进一步深入的瓶颈。当前，随着“依法治国”口号的提出，法学界和司法界的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诸如：审前证据交换、当庭质证和认证制度、提倡实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等进一步完善和改革我国司法制度的设想和建议。这些设想和建议无疑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有极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无论理论上的设计有多么精细，落实到具体上都需要有人去实施才行。法治社会离不开一个高素质、负责任的律师群体。仅凭理论界和立法者的一腔热血，而没有一支高素质的律师队伍在背后支持，这些美好的设想就很难得到实现——这就好比盖一所房子如果只有设计师而没有建筑师，那么所谓的高楼大厦就永远只能是停留纸面上的空中楼阁罢了。
① 陶髦、宋英辉、肖胜喜：《律师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9页。
② 同上，第15页。
③ 宋冰：《读本：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220页。
④曹秋红：《中国律师业的回顾和展望》，《中国法律》2001年第2期。
广州市关于对职工伤、病劳动能力签定暂行办法
广州市关于对职工伤、病劳动能力签定暂行办法
广州市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适应经济体制和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形势发展的需要，正确开展职工伤、病、残、职业病的劳动能力鉴定工作，维护用人单位和职工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和国务院关于改革劳动制度四个规定的精神，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广州地区企业（含私营、个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团体）。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三条 成立市、区、县劳动鉴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劳鉴会），委员会成员由同级劳动、卫生、人事、工会、民政等部门的负责同志组成，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同级劳动局。
区、县劳鉴会的成员名单应报市劳鉴会办公室备案。
企业主管局（总公司）有关劳动能力鉴定的日常管理工作由劳动或人事部门负责。
各企业、单位应成立劳鉴会或者劳鉴小组，由行政领导、劳动、人事、医疗、工会、安全等部门的负责人组成，并应指定专人负责日常工作。
第四条 市、区、县劳鉴会应指定有关医务技术人员组成内科（包括肺结核病科、精神病科）、外科（包括普通外科、胸部外科、泌尿外科、烧伤科）、骨科、眼科、神经科（包括神经内科、神经外科）、耳鼻喉科、口腔科、妇产科、职业病科等九个医务技术鉴定小组，负责对重大争
议的伤、病、残、职业病劳动能力状况作出医学科学技术方面的鉴定。鉴定是处理案件的依据。
第三章 职责任务
第五条 市劳鉴会的职责：
一、宣传劳动能力鉴定工作的意义，贯彻执行国家、省、市颁布的有关政策、规定；
二、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制订和修改我市劳动能力鉴定工作办法和鉴定标准；
三、监督、指导、协调各劳鉴会（小组）工作，总结和推广劳动能力鉴定工作的先进经验；
四、审查、鉴定、确认各单位需要呈报的职工因工负伤、职业中毒、职业病和非因工伤、病以及医疗终结丧失劳动能力程度的报告；
五、处理有关区、县劳鉴会或基层劳鉴会（小组）需要终审确认的劳动能力鉴定争议的案件。
六、对企业职工工伤赔偿、伤病提前退休、退职问题进行审查、鉴定。
第六条 区、县劳鉴会的职责：
区、县劳鉴会负责其所属各单位的职工劳动能力鉴定工作，并应按照本办法第五条第一、三、四项执行。凡经市劳鉴会批准的，可同时执行第六项。
第七条 基层劳鉴会（小组）的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政策规定；
二、对职工伤、病休息定期组织复查，确定职工伤、病医疗终结时间并同时向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安排复工或其他处理意见；
三、收集、整理和保存与职业中毒、伤亡事故等有关的材料（如事故报告、原始病历或病历摘要、诊断书、X光照片、现场证明等）。对需要研究、审定的事故材料应提出意见，并负责提交有关行政部门处理。
四、根据指定医疗、防治机构的有效证明，对伤病职工审查确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按隶属关系报请市、区或县劳鉴会认可后，按规定的审批程序办理退休、退职手续。
第四章 管理制度
第八条 各级劳鉴会（小组）应建立工作制度，有关鉴定标准的重大修改和劳动能力鉴定中出现的带政策性的重大问题，要经委员会成员半数以上讨论决定。劳鉴会办公室或专（兼）职人员，除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外，每年要定期向委员会汇报工作。
第九条 劳鉴会（小组）必须备有印鉴、会议记录，建立、健全劳动能力鉴定资料、档案、报表、呈报审批等制度。
第十条 区、县劳鉴会和主管局（总公司）的劳动人事部门须定期向市劳鉴会汇报工作，及时反映本地区、本单位劳动能力鉴定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市劳鉴会应经常督促、检查各级劳鉴会（小组）的工作。
第十一条 各级劳鉴会（小组）要认真履行职责，处理好本职范围内的鉴定工作，要坚持逐级鉴定、逐级裁决的工作程序。
第十二条 劳鉴会（小组）对职工进行劳动能力鉴定时，必须在鉴定书上写明伤、病性质（如一般疾病、职业病、因工或非因工负伤等）和鉴定结论，由指定医疗、防治机构的主治医师或主任医师签名，并加盖医疗、防治机构和劳鉴会（小组）的印章。
第十三条 凡劳鉴会（小组）要求被鉴定人复查时，如被鉴定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应视为病愈或医疗终结，不再安排鉴定。
第十四条 对无正当理由拒绝复查，又拒不上班者，由劳鉴会（小组）根据其情节轻重，分别提出处理意见，交由行政主管部门确认处理。
第十五条 劳动能力鉴定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应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秉公办事；否则，劳鉴会（小组）应提出处理意见，由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对其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者，由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第五章 鉴定程序
第十六条 基层鉴定程序：
一、需要鉴定的伤、病人员（以下简称当事人）应向所在单位提出书面申请报告；填写《伤病职工劳动能力鉴定表》；到指定医疗、防治机构进行检查，索取诊断证明书及有关检验材料。
二、单位劳鉴会或小组（无此机构的单位，由劳动人事部门负责，下同）。根据市的伤、病鉴定标准，应于接到当事人申请之日起十五天内对当事人作出是否医疗终结或者已恢复劳动能力，或者仍需疗养等有关结论，并通知当事人。单位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劳鉴会（小组）鉴定的意见给
予安排复工，或调换适当工作，或送疗养院（所）疗养。
三、劳鉴会（小组）对伤、病案如不能作出恰当结论，最迟在受理期满后第一天报送上一级主管部门调解处理。
四、当事人如对鉴定结论不服，可在接到结论通知书之日起十五天内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调解处理。
第十七条 主管局（总公司）调解处理程序：
一、对属下企业报送的伤、病案或当事人申请调解，应在受案之日起十五天内提出调解处理意见，并书面通知基层单位和当事人。
二、对本职范围内处理有困难的伤、病案或当事人的申诉，须自受理之日起七天内报送上一级劳鉴会进行鉴定、确认。
第十八条 市、区、县鉴定程序：
一、凡需报送市、区、县劳鉴会鉴定、确认的伤、病或个人申诉书，由当事人重新填写《伤病职工劳动能力鉴定表》一式三份，并提供各种有关原始资料，包括原始病历、病历摘要、历次诊断书（职业病须持有市职业病诊断小组诊证明；精神病须持有市精神病院诊断证明）、X光照片? ⒂泄丶觳榛楸ǜ媸橐约暗鞑楸ǜ娴取Ｗ柿喜坏猛扛摹⑽痹臁⒁洹⑾佟? 二、市、区、县劳鉴会受理的案件，如资料不全或情节不清的，有权要求送审单位和有关医疗、防治机构补充材料或对有关事实情节进行复查。
三、医务技术鉴定小组对受理的案件，有权根据伤、病案或当事人的申诉，到指定医疗、防治机构重新检查诊断，经过集体审议，作出书面鉴定结论，送同级劳鉴会确认处理。
凡部属（含部队）企业、省属企业和外地驻穗单位劳动能力鉴定有争议的案件，应送市劳鉴会鉴定处理。
四、市、区、县劳鉴会须自受案之日起三十天内，出具鉴定意见书发给呈报单位或当事人。
区、县对不能处理的疑难案件，须自受案之日起十天内报送市劳鉴会鉴定确认。
五、凡属工伤赔偿、伤病提前休（职）等鉴定均应经市卫生、劳动部门指定的医疗、防治机构进行检查后，由市劳鉴会确认。
第十九条 鉴定应以事实为依据，符合医学科学原理。对不同意见应记录在案，以备复查。
第二十条 市劳鉴会受理的案件所作的鉴定为最终鉴定。
第二十一条 各单位和当事人对劳鉴会（小组）的鉴定结论或处理意见有争议时，应按企业的隶属关系提交市、区、县劳动部门处理；机关、事业单位应按隶属关系提交市、区、县人事部门处理。
第二十二条 市、区、县劳鉴会对伤、病案的复查医务鉴定费（下称鉴定费），由申请鉴定方先行交付；对属医院误诊而改变原鉴定结论，或属基层劳鉴会（小组）鉴定结论错误的，鉴定费由当事人所在单位负担。经复查维持原鉴定结论的，鉴定费由申请鉴定方负担。
鉴定费主要用于医院检查诊断，聘请专家等。
收取鉴定费标准，由市劳动局、市卫生局会同市物价局另行制订。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伤病职工劳动能力鉴定标准及职工外伤、职业中毒医疗终结鉴定标准由广州市劳动鉴定委员会制定公布。
第二十四条 市、区、县劳鉴会的日常办公费用，向当地财政部门申请，在行政事业费中拨款解决；企业、单位劳鉴会（小组）的费用在行政办公费中支付。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劳动鉴定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从公布之日起实施。我市过去有关规定如与本办法不符的，执行本办法。
1988年10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