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计委关于印发《省际间粮食收购价格衔接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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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杀毒原理对罪犯改造的启示

江苏省司法警官高等职业学校 胡配军


在电脑的工作程序软件中，杀毒软件是一个具有治疗与保障功能的软件，当电脑不幸染上了病毒，启动杀毒软件，可以有效地去除已经存在于电脑中的病毒，使电脑恢复正常工作的能力。将这一杀毒程序的工作原理与监狱对罪犯的改造工作原理作一比较，不难看出，其实监狱对罪犯的改造，也是一个对罪犯进行杀毒的过程。由此，电脑杀毒程序工作原理对罪犯改造不无启示意义。
一、电脑杀毒软件的差别性与人的素质的非同质性。电脑必须预先安装上杀毒软件，才能谈得上启动杀毒程序，进行电脑杀毒。那么对于罪犯，在犯罪之前，作为一个社会公民，它的身上有没有杀毒软件？回答是肯定的。在初次社会化的过程中，即将走上社会的成员，都会向社会定购安装一个供自己使用的杀毒软件——由道德、法律、文化、技术、心理等素质组成。电脑的杀毒软件有版本和功能的区分，公民身上的杀毒软件也不是千篇一律。因个体情况的差别，杀毒软件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个体生活学习的具体环境，是个体定制杀毒软件的基础条件。也就是说，个体所定购的杀毒软件，必须打上个体的社会实践烙印，不同的地域，杀毒软件的版本存在差别；同一区域，不同的生活经历如学习经历的不同，也使个体所得到的杀毒软件有所区别；不同的家庭，一样会影响个体所安装的杀毒软件。在个体带着千差万别的杀毒软件进入社会后，无论是在同样的生活环境中，还是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杀毒软件的不同，抗病毒的能力也不一样，有些杀毒软件能够抵抗病毒，但有些却不能担此重任。当然，即使是版本级别相同的杀毒软件，在面临不同的病毒侵害情况下，杀毒的效果也不可能是同一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特定社会中，有人犯罪、有人不犯罪；在同样的社会条件下；有人能抵制犯罪诱惑，有人却经不住犯罪诱惑。可能是杀毒软件本身的差别导致的结果，也可能是同样的杀毒软件受到了来自不同品种的病毒的侵害。
二、电脑的杀毒过程的复杂性与监禁刑罪犯改造的艰难性。当电脑被病毒侵害后，电脑不能自主去除病毒，必须有人来启动杀毒软件去除病毒。如果发现已有的杀毒软件不足以去除这种病毒，就应当立即更新杀毒软件，或升级该杀毒软件的版本，或更换成新的杀毒软件。当个体犯罪之后，我们不能指望个体良心发现，社会应当对罪犯启动杀毒程序。社会向罪犯施加的刑罚其实就是一个个杀毒实证。有些罪犯感染的病毒不深，罪犯自有的杀毒软件一旦被外力启动，可以抗击着这类病毒。这时，社会不需要再升级或重新安装新的杀毒软件于罪犯的身上，这正是部分罪行较轻的罪犯可以服非监禁刑的病理根据。但许多罪犯，由于深受病毒的侵害，个体原有的杀毒软件，或版本太低不起作用；或是版本压根儿对这类病毒就不对症；也可能是社会曾经给了一个非常好的杀毒软件，但已遭到严重的破坏。在这些情况下，仅仅是启动罪犯身上的杀毒软件根本不能奏效。因而必须对罪犯进行杀毒软件的整理，或升级、或修复、或更换。这一切活动都必须集中进行，且必须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这可以说明为什么社会必须强制部分社会危害深重的罪犯服监禁刑。这些服监禁刑的罪犯，在社会上被感染了病毒后，只有在他律与约束中才能去除病毒。
3、电脑杀毒软件功效的非持续性与罪犯改造效果的有条件性。电脑杀毒软件被整理后，重新定格的杀毒软件并不是一劳永逸，它的功能是有限的。随着病毒级次的升变，电脑杀毒软件也需要不断调整。这一点对监狱改造罪犯尤其有启示作用。改造罪犯的目的在于拱卫社会。如果监狱能够把一个罪犯变成一名守法公民，那么社会就少了一个社会秩序的破坏者。然而必须认识，监狱对罪犯的改造是有限的。改造罪犯的过程就如同电脑杀毒一样，也是一个去除病毒的过程。无论是监狱启动并升级罪犯身上的杀毒软件——各种素质来消除病毒，还是监狱对罪犯重新安装新杀毒软件———施教各种知识和技能来克服罪犯，或是修复罪犯身上被破坏的杀毒软件程序——对罪犯进行素质整理，整合新的公民素质来抑制病毒。监狱对罪犯所作的这些努力，收到的是一时之效而非一劳永逸。因为在监狱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中，监狱对绝大多数罪犯所施装或整理的杀毒软件都不存在适应性问题，监狱化的杀毒软件版本——无论是对罪犯原有版本的处理，还是监狱新版本的装入，在监狱提供的运行环境中，一般都不会产生不适应症，但离开监狱后，罪犯重新生活的环境有了变化，面临着新的来自社会的病毒的干扰，过去获得的杀毒软件能不能制服社会上的病毒干扰，这是监狱所无法保障的。除非监狱能造出一种万能的杀毒软件。我们不愿否认监狱终有一天会做出这样的事实，但这样一种努力就如同人类走向地平线一样，看到的是希望，同时，也将永远在希望中前进、靠近。监狱将罪犯的文化素质、道德素质、法律素质、技术能力无论提高到何种程度，它都具有历史性、暂时性、适用的条件性。当然也同样免不了地域性、地理性。监狱造就守法公民只能是一种目标追求，罪犯在刑释后是不是守法，更取决于在今后生活中罪犯身上的杀毒软件的作用环境与功效状况。监狱可能给了罪犯一个很好版本的杀毒软件，但罪犯刑释后，就将他破坏了；也可能是监狱给了罪犯一个可以升级的杀毒软件，但罪犯从不升级，导致低级别的杀毒软件对罪犯在社会环境中受到的病毒干扰中起不了杀毒作用。还有一种可能是监狱给罪犯安装的杀毒软件根本适应不了新的社会生活，对社会中新出现的病毒根本不起作用。因此，罪犯刑释后，只有在所生活的环境仍然具有监禁特征的条件下，，由监狱赋予罪犯的这种杀毒软件才能不需要变通地发生作用，否则环境的变化，必然需要对罪犯原有杀毒软件进行调整。那么，谁来调整呢？
四、在杀毒软件问题上，监狱与社会的责任分担。在罪犯改造社会化的今天，关爱刑释人员更是社会的事件，让监狱通过一次改造使所有罪犯永不犯罪，这不现实。社会应当在刑释人员重新走上社会后，更加关心罪犯身上的那个杀毒软件。在需要升级时、帮助他升级；在需要更换时，帮助他更换；在需要修复时帮助他修复，这样才能真正造就守法公民，才能履行对罪犯改造应尽的职责。当然，有一点仍需强调：不论罪犯刑释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将可能在其身上调整出何种杀毒软件，罪犯都应当拥有一套能够匹配装载各种杀毒软件的实物配置，而打造这套具有匹配功能的实物配置，首先是监狱的事，监狱义不容辞。



缓刑犯进高校不是闹剧
（武汉 王培荫）

某报的一篇《服刑犯进高校谁之过》中，作者认为：更期待有关部门能以此为教训，加强监管，防止“服刑犯进高校”的闹剧再度上演。
笔者不同意上述观点，相反，笔者认为，我们对判处缓刑的罪犯，可以有条件地允许他们参加高考或其他学历考试，而且可以让他们在高校等学校所在地公安机关的监督下继续改造；但是不能因为他们是罪犯就剥夺其受教育（包括而不限于学历教育）的权利。理由主要有三点：第一，公民接受教育的权利是我国《宪法》中明确赋予公民的权利，而罪犯作为公民（如果是中国人的话），虽然犯罪了，哪怕他们要受到《刑法》等法律的惩罚，但是他们依然是公民，他们合法的权利包括受教育权当然要受到尊重和保护。
第二，我们国家的法律和法规并没有规定被判处缓刑的罪犯不能上大学，而且有的部门规章中规定了缓刑犯可以工作，那么同理，缓刑犯也可以上学了。事实上，我国很多被判处徒刑并被关押的罪犯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他们在所有的科目合格后就能通过审核，获得文凭，监管当局和社会对此都是持支持的态度。曾经还有报纸报道某罪犯在监狱里继续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就读的高校并未因其入狱而将其开除学籍了事。实践证明，这对于罪犯的改造相当有益。
第三，我们应加强对缓刑犯的监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能继续读书。政审也罢，监管也罢，不能成为剥夺缓刑犯权利的借口、关卡。我们国家对罪犯是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于一个正值青春年少的罪犯，如果能进高校深造，无论对其个人未来的发展而言，还是对其缓刑期间的改造而言，应该是利大于弊的。一味的严刑峻法，于事无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