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畜禽污染防治暂行规定（修正）

上一篇: 国家教委关于颁发《国家教育委员会海外考试考务管理规则》的通知
下一篇: 关于我国对外经济合作人员严禁购买携带违禁品的通知

浅谈“严打”

严佳维


去年暑期，在我的家乡江苏省某县级市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严打”斗争。“严打”尾期我参加了全市公开审判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公检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各单位的代表还有各乡镇各社区的居民代表。看着一个个犯罪嫌疑人由武警押解到台上，经过法院院长的宣判后，犯罪嫌疑人一下子成为罪犯，在武警的一声喝令下，他们立刻被按倒跪在台上并被五花大绑后拉上卡车游街去了，在场的群众们无不拍手称快，尽管我对当时宣判过程中对待犯罪嫌疑人的一些细节上颇有微词，可在坐在身边的当地刑庭庭长的教导下：“他们是罪有应得！”我也就很自然地接受了这样的观念。
然而通过近一段时间法学专业的学习，我逐渐对“严打”这一名词有了一点自己的看法，接下来我就谈谈我对“严打”的理解和认识。
“严打”顾名思义，是指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包括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依法”是前提，“从重”是指刑事实体而言的，即对特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予以相对严厉的制裁。狭义地讲，“严打”的对象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广义地讲，“严打”的对象是各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分子。“从重”处罚体现在立法、司法两个方面。“从快”是指刑事程序而言，立法上主要表现为简化程序，司法上主要表现为加快办案速度。
“严打”政策是在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在上世纪80年代初由国家制定的一项重要刑事政策，“严打”的提出是由当时一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决定的。不可否认“严打”方针自1983年开始执行20余年来，在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保护人民利益、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严打” 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引起了不少争议，并由此引起了人们对其信心不足，因此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加以深入分析。
首先，是关于“严打”是否有违依法治国原则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严打”作为一种人民民主专政手段，是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阶段性的政策，难免会造成司法人员在办案时一会依政策一会依法律的局面，这是与依法治国的原则有冲突的，并且在“严打”过程中体现的是人治而非法治是不符合现代社会法治建设要求的。我个人也偏向于这种观点，我国的“严打”本身没有什么不妥，但现实中它是建立在一种人治的基础上的，这种人治也许在一段时期内是有效的，但是由于它破坏了法治的基础，蔑视了法律和程序，其对法制建设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将是深远的和巨大的，甚至有可能会得不偿失。所以，我反对人治型的“严打”，提倡法治型的“严打”。
其次谈的是“严打”的对象问题，如前所述 “严打”的对象只能是严重的刑事犯罪，实际上我国的几次大规模的“严打”都明确规定了范围，而在实际情况中均存在着“严打”变成“滥打”的现象，有些地区“严打”斗争一开展，不仅各种犯罪行为都在“严打”之列，还将卖淫嫖娼、小偷小摸等一般治安案件也拉入严打的范围，这样的做法不但有违严打的目的，还浪费了相当多的资源，更有可能走向反面。
再次是关于“从重”的问题，“严打”中的“从重”，意味着在严打期间，对特定的犯罪在定罪量刑上从严掌握，定罪时表现为刑法的扩张，即指在罪与罪模糊的情况下，应认定构成犯罪；在适用刑罚时较一般情况下给以较重的处罚。可以说没有“从重”，也就没有所谓的“严打”了。但是对于“从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司法中都存在较多的问题。
不少学者认为，“严打”中的“从重”有违刑法中规定的罪行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严打”对“从重”并未明确界定，没有一定的标准，这就易使得审判人员因“严打”而“从重”，罪轻罪重一律从重处罚，出现了司法随意性，侵害了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我认为在理论上“严打”所要求的“从重”并不违背这两个原则，一是“从重”不是没有限制的“从重”，依法是其底线，对于罪之法定谈不上“从重”，因为“从重”只针对已定之罪，对于刑之法定，“从重”只是在法定刑的幅度之内进行的，所以“从重”不违背罪行法定原则。二来严打中的“从重”是结合一些形势影响对社会危害性的评价所确定的，对于特定犯罪只有从重打击，才能维持一定形势下的社会秩序，所以理论上“从重”也不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
当然在司法实践上的确对“从重”存在着不少误区，如将“从重”等同于重刑，甚至重刑主义，这是相当有害的，“从重”的重只是相对而言的重，而并非一律都是重刑，当然与剥削阶级主张的用来镇压劳动人民的重刑主义更是有别；如一律顶格判刑，即在量刑范围内一律采取最高法定刑予以判处，“从重”只是于一般情况下判处较重的刑罚，但决不是一律的顶格判刑，否则就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又如数罪并罚时提高刑罚幅度，有些地方不严格执行数罪并罚原则，而是采取“大概齐”，不适当地提高刑罚幅度……这些做法明显是曲解了“从重”，应该尽快加以改正。
此外，“严打”中的“从快”问题也值得我们关注，所谓“从快”，指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快审快判，以突出刑罚的及时性和不可避免性，其中包含了及时和迅速两个方面。在司法中同样存在着“从快”的问题：一是违法求快，一些司法部门在实践过程中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如为了尽快破案，使用刑讯逼供，缩减必要的程序，剥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等。二是一味的追求办案数量和速度，忽略和忽视办案质量，非但不能真正提高司法效率，反而会导致司法效率低下，例如公安机关在没有把犯罪事实查清或证据不明确、不充分的情况下为了“从快”就把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等，这显然是不允许的。而且一味求快所体现的一些司法机关工作的功利性也值得我们反省。
最后我想谈的是“严打”的效果问题，诚然我国三次全国性的“严打”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但是就整体而言，放在这2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来看，“严打”非但没有使社会犯罪率降低，反而犯罪率呈上升趋势，这不但与上述的问题有关，显然也与“严打”过程中采取的策略过于单一和滞后有关，我国的“严打”几乎都采取放长战线，撒网捕鱼的策略，即在相对集中的一段时间内，组织大批警力搞统一行动、专项斗争，然而打击的目标并不明确，抓到打击目标具有偶然性，而且一些犯罪分子也摸索出“严打”的大致时间规律，故可以轻松地逃避“严打”的打击，甚至一些犯罪分子产生了“抗药性”在“严打”期间也会顶风作案。很显然这种单纯靠投入大量警力、物力和财力靠长时间打疲劳战的打击方法并没有很大实效，得不偿失，并且也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基层公安机关的正常工作和职能的发挥。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现时的“严打”注重打击远甚于预防，如有些机关为了扩大“严打”的战果，采取“蓄水养鱼”的办法（即将平日该抓捕的犯罪分子先放一边，等到统一行动一起抓）以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分明是与“严打”的目的格格不入，而且极有可能会导致部分犯罪分子因未被及时抓捕而逃脱法网的严重后果。
总而言之，我国的“严打”在理论原则上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在具体司法实践过程中暴露出相当多且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亟需解决，否则“严打”必将因矛盾冲突重重而逐渐被取消。我们应牢记邓小平同志说过的话：“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斗争，需要从各方面做工作”。所以我们要让“严打”在现在的社会发挥以往的功效，必须与时俱进做出相应的改革，比如说增强国人法律意识；转变观念，树立以防为主的思想；坚持露头就打的方针，及时有效地打击犯罪；大力整顿司法机关的工作作风和加强司法人员的法律学习；提高司法监督力度，重视司法程序的合法性等等。当然我们应认识到，就解决长期社会治安问题而言，仅仅依靠几次“严打”是不够的，我们关键是要把握严打的精神实质即严格执法，雄关漫道真如铁，“严打”的路要走下去，但更要走法治下的“严打”之路，这样方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人民检察院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

(2009年9月26日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等有关法律规定，为了监督和支持人民检察院更加充分地依法加强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切实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特作以下决议：

　　一、全省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正确认识并准确把握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责，进一步增强监督意识和工作主动性，把加强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列入重要工作日程，全面强化侦查监督、审判活动监督以及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监督，做到主动监督、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保证《宪法》和法律的正确实施。

　　二、全省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紧紧抓住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的重点。针对社会反映强烈的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等突出问题，高度关注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和重大民生问题的执法、司法活动。根据中央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统一部署，应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民商事案件、行政案件增多的新形势，在继续加强和完善对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的制度与机制建设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坚决查处有案不立、有罪不究、枉法追诉、枉法裁判、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坚持求真务实，切实提高监督工作的实效，促进行政执法机关严格执法和司法机关公正司法。

　　三、全省各级人民检察院要高度重视完善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的工作机制，为有效履行法律监督的职权提供制度保障。要建立健全上下级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领导机制，上级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对下级人民检察院诉讼监督工作的领导，形成上下整体联动的诉讼监督工作格局，促进诉讼监督工作的协调、均衡发展。对重要的、敏感的案件，在与侦查机关、审判机关充分协商的基础上，上级检察机关可以指定异地管辖。对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根据工作需要上级检察机关可以提级督办。要建立健全检察机关内部业务部门之间的沟通配合机制，加强检察机关内部各业务部门的分工协作，形成监督合力。要建立健全检察机关与有关司法机关的制约机制，加强与侦查、审判、刑罚执行和监管等机关的沟通与联系，统一执法标准，规范工作制度。要建立健全检察机关自身约束机制，强化检务督察，加强对自行受理并决定立案侦查、逮捕、起诉的职务犯罪案件的有效监督，坚决查处和纠正失职、渎职、违规执法和违法办案的行为。要建立健全考评激励机制，科学设置考评项目和标准，形成加强对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工作的激励机制，调动检察人员开展法律监督的积极性。

　　四、全省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的能力和水平。要重视加强基层检察队伍的建设，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培训力度，解决部分检察人员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能力不强、不适应法律监督工作需要的问题。要及时总结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的经验，加强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工作的理论研究，准确把握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推动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的创新与发展。要针对当前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比较薄弱的实际，加强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监督机构与队伍建设，充实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监督力量。

　　五、全省各级侦查、审判、刑罚执行和监管机关应当自觉接受并积极配合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认真履行各自在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中的义务，不断完善各项工作联系和制约机制。对人民检察院根据工作需要借阅、调取相关案卷材料，调查核实有关情况的，有关机关应当积极配合。有关机关对人民检察院以发出通知立案决定书、纠正违法通知书、抗诉书、检察建议等形式提出的监督事项，应当认真研究，并在收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文书后的三十日内将相关工作情况作出书面反馈，不得推诿、应付或者不作为。要启动内部监督机制，对确有违纪违法情形的，有关机关应当坚决查处和纠正，并研究健全制度，建立和完善预防违纪违法的长效机制。

　　公安侦查机关应当与检察机关建立和完善信息通报和刑事发案、破案、立案、撤案工作情况的沟通机制，对于重大、复杂、疑难案件，检察机关可以提前介入侦查活动，加强侦查监督。

　　审判机关对检察机关依法提起的抗诉案件，应当依照程序及时审理，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要依法纠正。对检察机关建议再审的案件，符合再审条件的要依法再审，决定不再审的应当及时通知检察机关并说明理由。各级人民法院应当会同同级人民检察院进一步落实并规范检察长列席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制度。刑罚执行和监管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向检察机关提供有关信息的制度，尽快实现监管信息网络互联互通。要积极配合检察机关加大对罪犯的考核奖惩、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执法活动以及狱政管理工作的法律监督力度，进一步强化对变相超期羁押、体罚虐待被监管人员等问题的法律监督，规范监管场所管理。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大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宣传力度，引导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法律监督的渠道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

　　六、全省各级人民政府要进一步支持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地开展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各行政执法部门应当与人民检察院建立沟通联系、信息共享机制，促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对人民检察院查询未移送的可能涉嫌犯罪的案件情况或者要求提供有关案件材料的，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应当积极配合。对人民检察院针对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在执法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发出的检察建议，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应当认真研究解决并及时回复。

　　七、全省各级人大常委会应当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监督和支持人民检察院依法开展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要通过听取司法机关的专项工作报告，组织执法检查、视察等方式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完善监督程序，落实监督责任。要尊重和保护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知情权，对于人民群众向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关于诉讼活动的申诉、控告和人大代表提出的批评、意见和建议，要认真受理并交由有关机关依法处理，有关机关应当认真办理。人民检察院要将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的重要工作部署和重要工作事项报告同级人大常委会。通知立案决定书、纠正违法通知书、抗诉书、检察建议等法律监督文书抄送同级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或专门工作机构。

　　省级各司法机关要依据《决议》的有关规定，分别制定实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