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无锡市外商投资企业工会条例》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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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无锡市外商投资企业工会条例》的决定
无锡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无锡市外商投资企业工会条例》的决定
（2002年11月18日无锡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2003年2月14日江苏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十四次会议批准 2003年2月26日无锡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公布）
无锡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了废止《无锡市外商投资企业工会条例》的议案，决定废止《无锡市外商投资企业工会条例》。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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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一，古代先哲曾教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我国法律制度上对于未成年人以及老年人犯罪规定从宽处理，便是这样精神的反映。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法律早已有规定，而对于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尽管在我国历史上存在这传统和习惯，但是直到《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对老年人的体恤才真正上升为法律规定，这既符合我国尊老的传统美德，又能体现刑法的谦抑性。笔者对此略抒浅见，以求更加准确理解和把握该项法律规定。
一、关于老年人犯罪的法律历史背景
早在西周时期的法律就有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的规定，历经各朝代到民国时期形成了较完备的制度。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法经》减律就规定：“年60以上，小罪情减，大罪理减。”即犯罪人60岁以上，若犯轻罪，可以据情宽容；若犯重罪，则可按理论减。又如，1928年颁行、1935年修正的《中华民国刑法》第18条规定，“满80岁人之行为，得减其形。”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政权颁布的的一些刑事法律中，也规定了老年人犯罪从轻处罚的内容，在抗战时期，1939年《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惩治汉奸条例》第9条规定：犯该条例第2款各项之罪，年龄在80岁以上者可以减刑。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现金诸多国家的法律对老年人犯罪均做相应从宽处理的规定。司法实践中，我国也有对高龄老人犯罪后酌情从宽处罚的判例。
目前，我国已经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未来老年人占人口比例将不断增加。因此，一部管理社会健康完备的刑事法律确实有必要建立有关老年人犯罪的司法制度，设置对老年人犯罪适当从宽处理的法律原则，并明确适用的条件、范围和程序。
二、关于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规定
修正案（八）规定：已满75周岁的人故意犯罪，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实，对于上诉规定，《宽严相济意见》第21条作了规定，即“对于老年人犯罪，要充分考虑其犯罪的动机、目的、情节、后果以及悔罪表现等，并结合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酌情从宽处罚。”司法先行，该意见作为一个正式的法律文件，首次明确规定对老年人犯罪酌情从宽处罚。是通过司法能动性来推动社会和谐的积极举措。需要说明的是，它并为突破当时的法律规定，其法律依据是刑法第61条关于量刑基本原则的规定，所以这次入法没有悬念，但是老年人的年龄界限，有的提出70周岁，有的提出80周岁。最终立法机关确定为75周岁，这是综合考虑了各种意见，也考虑了老年人的特点和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及社会公众的可接受程度。任何脱离国情的法律都是缺乏根植于社会基础的，法律既以颁布，再来探讨老年人的年龄界限已无济于事。此外，从宽处理的迟度。立法征求意见时，又提出一律从宽处理不会影响到社会的治安秩序，也有提出老年人虽身体衰弱，但社会阅历多、生活经验丰富，更应遵纪守法，一律从宽不妥。最终立法从犯罪主观方面来区分，即故意犯罪“可以”；过失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从轻或减轻的幅度应当根据修正后刑法第62条和63条执行。立法的这一规定较好地解决了是否一律从宽之规定。
需要注意的是，该条规定已满75周岁，应该理解为犯罪的时候已满75周岁，这里的“周岁”于刑法第17条未成年人周岁做相同理解，即按照公历的年、月、日计算，以周岁生日的次日算起。司法实践中，对行为人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已满75周岁，必须查证清楚，不然对行为人不能适用《刑法》第17条之一的规定。
三、关于老年人犯罪“免死”的规定。
有人提出，对于已满75岁的人，不适用死刑。这种想法是好的，但是缺乏对判处刑罚个罪情况的考虑。从现实情况来看，有的老年人体力、智力、精神状态良好，又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死亡，且社会影响极为恶劣，如不适用死刑，难以平息社会矛盾。故而，立法机关综合考虑后规定，在审判的时候已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之后，增加了“但书”条款，即：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该“但书”指的故意犯罪自不待言，一般可指犯罪手段令人发指，如以肢解、残酷折磨、毁人容貌等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使被害人死亡。
修正案关于已满75周岁以上的人犯罪，一般不适用死刑的规定是新增加的内容，从此翻开我国刑法关于犯罪主体规定新的一页，使得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与未成年人以及怀孕妇女一样受到“法律开恩”，彰显了社会和法律的文明。其实，我国历史上如同规定老年人犯罪可以从宽处罚一样，也有一定年龄以上可不负刑事责任豁免死罪的规定。如1928年颁行、1935年修正的《中华民国刑法》第60条规定：“满80岁人犯罪者，不得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另外，国际公约倡导和要求成员国应该在刑法中规定可以判处死刑或执行死刑的最高年龄，超过这一年龄不得判处或执行死刑。有的国家和地区已有明确规定。事实上，司法实务中也很少有75周岁以上的犯罪人被判处死刑。所以，这一规定意义非凡。
笔者认为，这里规定已满75周岁与修正案刑法第17条之一的“已满75周岁”不是同一内涵，《刑法》第49条第2款规定的是审判的时候，是诉讼法意义上的概念，即只要是审判的时候已满75周岁为必要条件。例如，一名65周岁的人杀人涉嫌犯死罪后外逃，10年后被抓获归案，其时年龄已满75周岁，依法对其不应适用死刑，除非已特别残忍手段致使被害人死亡的例外。而《刑法》第17条之一规定的必须是犯罪的时候已满75周岁。
（作者单位：陕西省镇巴县人民法院）
汉·陆贾撰《新语上下卷》 陆贾，西汉初期政论家、思想家，汉高祖刘邦的谋士，曾助刘邦定天下。汉朝建立后任太中大夫一职。著有《新语》、《楚汉春秋》等书，《新语》“祖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白嘁黄??叩畚闯⒉怀粕啤薄Ｆ溲Ъ孀廴宓溃??匀寮椅?鳌Ｆ湔?畏?伤枷胫饕?硐衷谕瞥缥尬??巍⑷室逦?尽⒀∠陀肽艿确矫妗??br>
论司法的自然根据
陆贾受道家自然主义观念的影响，认为“天道”与“人道”有着内在的联系，人间的政治规则、法律规则和道德规则等等实际上来源于“天”即自然法则，换言之，“天”为人间的政治生活、道德生活、立法和司法活动等等提供了一种自然根据。
陆贾认为，“圣人”是“乘天威，合天气，承天功，象天容”的人物，他们根据“天道”制定人间的规则。他说：“于是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新语·道基》）这是说，“人道”与“天文”即自然秩序是相通的，圣人根据自然秩序和自然法则规制了人间的道德秩序、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创制了各种行政机构（百官），“王道”（稳定和谐的理想社会）于是产生。在古代行政权与司法权不分的政治体制下，“百官”之中也包括了司法官员。这也就意味着，国家的司法权也是来源于自然，“天文”或“天道”为国家的司法权及司法活动提供了一种“形而上”的自然根据。
陆贾指出，国家的政治与道德秩序是“天人合策”的产物，“天人合策”实际上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实质在于强调“天文”（天道）与“人文”（人道）的统一性，认为前者是后者的逻辑根据。人间社会只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社会法则与自然法则是相通的。这一思想影响到后来的董仲舒，其“天人感应”的理论实际上是将“天人合策”的理论系统化、精致化甚至是神秘化了。《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之言称“视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反映了董仲舒对自然与人事之间的关系表达了特别的关注。
陆贾认为，人间的政治活动会影响到上天。他称“恶政生恶气，恶气生灾异”，“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变于上”。天人之间的这种感应关系昭示统治者：善政顺应自然，恶政违反自然。其潜台词是：善政导致政权长治久安，恶政导致国破家亡。
在陆贾看来，国家的司法活动是“承天诛恶，克暴除殃”，不能“诛恶”、“克暴”就不可能有和谐的社会秩序。而“诛恶”是“承天”即顺应了自然的要求，国家的司法权来源于“天”，统治者对坏人动用刑罚实际上是“代天司法”。这就为司法活动赋予了一种自然根据，从而论证了司法的权威性、合理性和神圣性。
陆贾又说：“若汤、武之君，伊、吕之臣，因天时而行罚，顺阴阳而运动，上瞻天文，下察人心。”在陆贾心目中，古代的明君贤相，如商汤、周武和伊尹、吕望这样的人物，都是能够沟通天、人的人物。他们“行合天地，德配阴阳”，他们在从事政治法律活动时，都要先“上瞻天文，下察人心”，因此，其活动才会既顺应自然，又顺应人心。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因天时而行罚”一语，主张根据“天时”即季节的变化来执行刑罚，与《礼记·月令》及战国黄老学派的司法时令说类似。董仲舒正是在这方面进行了理论提炼，并将其作为一项司法政策向汉武帝提出建议，后被确立为一种司法制度（秋冬行刑制度）。陆贾的“因天时而行罚”正是强调执行刑罚必须以自然为根据，深刻反映了一种自然主义的司法观念。
论司法的地位和作用
照陆贾的说法，司法即“立狱制罪”，其作用在于“检奸邪，消佚乱”，就是说司法的作用是惩治坏人、消除祸乱并维持社会和谐的。司法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仅有司法是远远不够的，它并不能保证国家会出现一种良好的秩序，它必须与德教结合才能共同促成一种良好的秩序。陆贾说：“民知畏法，而无礼义；于是中圣乃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仪，明父子之礼，君臣之义，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弃贪鄙之心，兴清洁之行。”对构建一种优良的社会秩序而言，仅仅让民畏惧法律显然过于简单了，还应该让民养成礼义之德，而这需要兴办学校、进行教化。陆贾认为“中圣”即中古时代的圣人（如文王、周公等）就是这么做的，事实上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道德教化和道德修养可以使人远罪迁善，“弃贪鄙之心，兴清洁之行”，消除贪婪之心，在行为上力求清白高雅。
陆贾认为，从历史上看，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若过度迷信刑罚暴力，会导致政权的垮台；反之，如果提倡以德治国，则能使国祚延长。他说：“德盛者威广，力盛者骄众。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国家的司法权也是一柄双刃剑，用之得当则能巩固政权，用之不当则会危及政权。因此，只有“德盛者”即道德高尚的人掌握司法权，司法权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陆贾又说：“秦始皇设刑罚，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事愈烦而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天下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一句“刑罚太极故也”，点明了秦帝国灭亡的原因，刑罚过于残暴，过度相信刑罚的威力，司法缺乏德性的引导，终于酿成“二世而亡”的苦果。
论司法的价值和目标
陆贾认为，圣人为政（包括从事立法司法活动），乃以“仁义”为最高价值。他说：“故圣人怀仁仗义，分明纤微，忖度天地，危而不倾，佚而不乱者，仁义之所以治也。”圣人在位，以仁义治国，就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即使遇到危险也能化险为夷。这一席话反映了陆贾作为一个儒生对儒家仁义政治理想的自信。
陆贾又说：“夫谋事者不并仁义者后必败，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后必崩。……故虐行则怨积，德布则功兴，骨肉以仁亲，夫妇以义合，朋友以义信，君臣以义序，百官以义承。”这是说“仁义”是国家的根本，是国家政治生活和伦理生活的基础，否则就会导致政治与社会秩序的混乱。所谓“虐行则怨积”是指统治者以暴虐的行为对待百姓，比如司法残暴、滥刑无辜，则会使民怨沸腾，社会失和。故陆贾又言：“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
照陆贾的说法，掌握司法权的人自己必须带头守法，言行要合乎法度。“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乃百姓之所取法则也，举措动作，不可以失法度。”君主不守法度，百姓无所取法，必然造成混乱无序。陆贾认为，有德之人在位，自然会谨守法度，正确行使司法权，除暴安良，使社会和谐。如商汤、周武王这类圣君，他们品德高尚，能够“以寡服众，以弱制强”，“讨逆乱之君，绝烦浊之原，天下和平，家给人足，匹夫行仁，商贾行信”。“天下和平”即天下和谐的意思，这既是德教追求的目标，也是司法追求的目标。
陆贾说：“天地之性，万物之类，怀德者众归之，怀刑者民畏之，归之则充其侧，畏之则去其域。故设刑者不厌轻，为德者不厌重，行罚者不患薄，布赏者不患厚，所以亲近而致远也。”司法（刑罚）的价值不在于让民众畏惧，而在于辅助德化，因此，轻缓宽和的司法更能赢得民心，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
司法权必须慎重使用，用刑不慎就会导致司法冤滥。陆贾说：“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纲，屈申不可以失法，动作不可以离度，谬误出口，则乱及万里之外，何况刑无罪于狱，而诛无辜于市乎？”滥刑无辜必然导致社会混乱，危及政权的稳定。这就要求掌握司法权力的人必须是有德之人，做到“进退顺法，动作合度”，“目不淫于炫耀之色，耳不乱于阿谀之词”，如此才能秉公执法，实现司法公正。
综上所述，陆贾从“天人合策”的角度论证了天道与人道的统一性，认为“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变于上”，人间的政治生活、法律生活及道德生活与自然秩序之间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主张“因天时而行罚”，要求根据自然法则来进行司法活动，从而为司法提供了自然的根据。另外，陆贾认为司法的作用在于除暴安良、维持社会秩序，但其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并不是居于主导地位，而是居于辅助德教的地位上；司法又是一柄双刃剑，用之得当则能发挥好的作用，用之失当则会发挥坏的作用。陆贾又认为，司法的最高价值是“仁义”，司法的基本目标是“天下和平”，而实现上述价值和目标需要推行“设刑者不厌轻”、“行罚者不患薄”的宽和司法，这种司法带有鲜明的人道精神。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一、关于老年人犯罪的法律历史背景
早在西周时期的法律就有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的规定，历经各朝代到民国时期形成了较完备的制度。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法经》减律就规定：“年60以上，小罪情减，大罪理减。”即犯罪人60岁以上，若犯轻罪，可以据情宽容；若犯重罪，则可按理论减。又如，1928年颁行、1935年修正的《中华民国刑法》第18条规定，“满80岁人之行为，得减其形。”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政权颁布的的一些刑事法律中，也规定了老年人犯罪从轻处罚的内容，在抗战时期，1939年《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惩治汉奸条例》第9条规定：犯该条例第2款各项之罪，年龄在80岁以上者可以减刑。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现金诸多国家的法律对老年人犯罪均做相应从宽处理的规定。司法实践中，我国也有对高龄老人犯罪后酌情从宽处罚的判例。
目前，我国已经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未来老年人占人口比例将不断增加。因此，一部管理社会健康完备的刑事法律确实有必要建立有关老年人犯罪的司法制度，设置对老年人犯罪适当从宽处理的法律原则，并明确适用的条件、范围和程序。
二、关于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规定
修正案（八）规定：已满75周岁的人故意犯罪，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实，对于上诉规定，《宽严相济意见》第21条作了规定，即“对于老年人犯罪，要充分考虑其犯罪的动机、目的、情节、后果以及悔罪表现等，并结合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酌情从宽处罚。”司法先行，该意见作为一个正式的法律文件，首次明确规定对老年人犯罪酌情从宽处罚。是通过司法能动性来推动社会和谐的积极举措。需要说明的是，它并为突破当时的法律规定，其法律依据是刑法第61条关于量刑基本原则的规定，所以这次入法没有悬念，但是老年人的年龄界限，有的提出70周岁，有的提出80周岁。最终立法机关确定为75周岁，这是综合考虑了各种意见，也考虑了老年人的特点和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及社会公众的可接受程度。任何脱离国情的法律都是缺乏根植于社会基础的，法律既以颁布，再来探讨老年人的年龄界限已无济于事。此外，从宽处理的迟度。立法征求意见时，又提出一律从宽处理不会影响到社会的治安秩序，也有提出老年人虽身体衰弱，但社会阅历多、生活经验丰富，更应遵纪守法，一律从宽不妥。最终立法从犯罪主观方面来区分，即故意犯罪“可以”；过失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从轻或减轻的幅度应当根据修正后刑法第62条和63条执行。立法的这一规定较好地解决了是否一律从宽之规定。
需要注意的是，该条规定已满75周岁，应该理解为犯罪的时候已满75周岁，这里的“周岁”于刑法第17条未成年人周岁做相同理解，即按照公历的年、月、日计算，以周岁生日的次日算起。司法实践中，对行为人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已满75周岁，必须查证清楚，不然对行为人不能适用《刑法》第17条之一的规定。
三、关于老年人犯罪“免死”的规定。
有人提出，对于已满75岁的人，不适用死刑。这种想法是好的，但是缺乏对判处刑罚个罪情况的考虑。从现实情况来看，有的老年人体力、智力、精神状态良好，又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死亡，且社会影响极为恶劣，如不适用死刑，难以平息社会矛盾。故而，立法机关综合考虑后规定，在审判的时候已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之后，增加了“但书”条款，即：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该“但书”指的故意犯罪自不待言，一般可指犯罪手段令人发指，如以肢解、残酷折磨、毁人容貌等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使被害人死亡。
修正案关于已满75周岁以上的人犯罪，一般不适用死刑的规定是新增加的内容，从此翻开我国刑法关于犯罪主体规定新的一页，使得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与未成年人以及怀孕妇女一样受到“法律开恩”，彰显了社会和法律的文明。其实，我国历史上如同规定老年人犯罪可以从宽处罚一样，也有一定年龄以上可不负刑事责任豁免死罪的规定。如1928年颁行、1935年修正的《中华民国刑法》第60条规定：“满80岁人犯罪者，不得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另外，国际公约倡导和要求成员国应该在刑法中规定可以判处死刑或执行死刑的最高年龄，超过这一年龄不得判处或执行死刑。有的国家和地区已有明确规定。事实上，司法实务中也很少有75周岁以上的犯罪人被判处死刑。所以，这一规定意义非凡。
笔者认为，这里规定已满75周岁与修正案刑法第17条之一的“已满75周岁”不是同一内涵，《刑法》第49条第2款规定的是审判的时候，是诉讼法意义上的概念，即只要是审判的时候已满75周岁为必要条件。例如，一名65周岁的人杀人涉嫌犯死罪后外逃，10年后被抓获归案，其时年龄已满75周岁，依法对其不应适用死刑，除非已特别残忍手段致使被害人死亡的例外。而《刑法》第17条之一规定的必须是犯罪的时候已满75周岁。
（作者单位：陕西省镇巴县人民法院）
汉·陆贾撰《新语上下卷》 陆贾，西汉初期政论家、思想家，汉高祖刘邦的谋士，曾助刘邦定天下。汉朝建立后任太中大夫一职。著有《新语》、《楚汉春秋》等书，《新语》“祖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白嘁黄??叩畚闯⒉怀粕啤薄Ｆ溲Ъ孀廴宓溃??匀寮椅?鳌Ｆ湔?畏?伤枷胫饕?硐衷谕瞥缥尬??巍⑷室逦?尽⒀∠陀肽艿确矫妗??br>
论司法的自然根据
陆贾受道家自然主义观念的影响，认为“天道”与“人道”有着内在的联系，人间的政治规则、法律规则和道德规则等等实际上来源于“天”即自然法则，换言之，“天”为人间的政治生活、道德生活、立法和司法活动等等提供了一种自然根据。
陆贾认为，“圣人”是“乘天威，合天气，承天功，象天容”的人物，他们根据“天道”制定人间的规则。他说：“于是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新语·道基》）这是说，“人道”与“天文”即自然秩序是相通的，圣人根据自然秩序和自然法则规制了人间的道德秩序、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创制了各种行政机构（百官），“王道”（稳定和谐的理想社会）于是产生。在古代行政权与司法权不分的政治体制下，“百官”之中也包括了司法官员。这也就意味着，国家的司法权也是来源于自然，“天文”或“天道”为国家的司法权及司法活动提供了一种“形而上”的自然根据。
陆贾指出，国家的政治与道德秩序是“天人合策”的产物，“天人合策”实际上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实质在于强调“天文”（天道）与“人文”（人道）的统一性，认为前者是后者的逻辑根据。人间社会只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社会法则与自然法则是相通的。这一思想影响到后来的董仲舒，其“天人感应”的理论实际上是将“天人合策”的理论系统化、精致化甚至是神秘化了。《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之言称“视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反映了董仲舒对自然与人事之间的关系表达了特别的关注。
陆贾认为，人间的政治活动会影响到上天。他称“恶政生恶气，恶气生灾异”，“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变于上”。天人之间的这种感应关系昭示统治者：善政顺应自然，恶政违反自然。其潜台词是：善政导致政权长治久安，恶政导致国破家亡。
在陆贾看来，国家的司法活动是“承天诛恶，克暴除殃”，不能“诛恶”、“克暴”就不可能有和谐的社会秩序。而“诛恶”是“承天”即顺应了自然的要求，国家的司法权来源于“天”，统治者对坏人动用刑罚实际上是“代天司法”。这就为司法活动赋予了一种自然根据，从而论证了司法的权威性、合理性和神圣性。
陆贾又说：“若汤、武之君，伊、吕之臣，因天时而行罚，顺阴阳而运动，上瞻天文，下察人心。”在陆贾心目中，古代的明君贤相，如商汤、周武和伊尹、吕望这样的人物，都是能够沟通天、人的人物。他们“行合天地，德配阴阳”，他们在从事政治法律活动时，都要先“上瞻天文，下察人心”，因此，其活动才会既顺应自然，又顺应人心。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因天时而行罚”一语，主张根据“天时”即季节的变化来执行刑罚，与《礼记·月令》及战国黄老学派的司法时令说类似。董仲舒正是在这方面进行了理论提炼，并将其作为一项司法政策向汉武帝提出建议，后被确立为一种司法制度（秋冬行刑制度）。陆贾的“因天时而行罚”正是强调执行刑罚必须以自然为根据，深刻反映了一种自然主义的司法观念。
论司法的地位和作用
照陆贾的说法，司法即“立狱制罪”，其作用在于“检奸邪，消佚乱”，就是说司法的作用是惩治坏人、消除祸乱并维持社会和谐的。司法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仅有司法是远远不够的，它并不能保证国家会出现一种良好的秩序，它必须与德教结合才能共同促成一种良好的秩序。陆贾说：“民知畏法，而无礼义；于是中圣乃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仪，明父子之礼，君臣之义，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弃贪鄙之心，兴清洁之行。”对构建一种优良的社会秩序而言，仅仅让民畏惧法律显然过于简单了，还应该让民养成礼义之德，而这需要兴办学校、进行教化。陆贾认为“中圣”即中古时代的圣人（如文王、周公等）就是这么做的，事实上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道德教化和道德修养可以使人远罪迁善，“弃贪鄙之心，兴清洁之行”，消除贪婪之心，在行为上力求清白高雅。
陆贾认为，从历史上看，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若过度迷信刑罚暴力，会导致政权的垮台；反之，如果提倡以德治国，则能使国祚延长。他说：“德盛者威广，力盛者骄众。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国家的司法权也是一柄双刃剑，用之得当则能巩固政权，用之不当则会危及政权。因此，只有“德盛者”即道德高尚的人掌握司法权，司法权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陆贾又说：“秦始皇设刑罚，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事愈烦而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天下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一句“刑罚太极故也”，点明了秦帝国灭亡的原因，刑罚过于残暴，过度相信刑罚的威力，司法缺乏德性的引导，终于酿成“二世而亡”的苦果。
论司法的价值和目标
陆贾认为，圣人为政（包括从事立法司法活动），乃以“仁义”为最高价值。他说：“故圣人怀仁仗义，分明纤微，忖度天地，危而不倾，佚而不乱者，仁义之所以治也。”圣人在位，以仁义治国，就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即使遇到危险也能化险为夷。这一席话反映了陆贾作为一个儒生对儒家仁义政治理想的自信。
陆贾又说：“夫谋事者不并仁义者后必败，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后必崩。……故虐行则怨积，德布则功兴，骨肉以仁亲，夫妇以义合，朋友以义信，君臣以义序，百官以义承。”这是说“仁义”是国家的根本，是国家政治生活和伦理生活的基础，否则就会导致政治与社会秩序的混乱。所谓“虐行则怨积”是指统治者以暴虐的行为对待百姓，比如司法残暴、滥刑无辜，则会使民怨沸腾，社会失和。故陆贾又言：“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
照陆贾的说法，掌握司法权的人自己必须带头守法，言行要合乎法度。“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乃百姓之所取法则也，举措动作，不可以失法度。”君主不守法度，百姓无所取法，必然造成混乱无序。陆贾认为，有德之人在位，自然会谨守法度，正确行使司法权，除暴安良，使社会和谐。如商汤、周武王这类圣君，他们品德高尚，能够“以寡服众，以弱制强”，“讨逆乱之君，绝烦浊之原，天下和平，家给人足，匹夫行仁，商贾行信”。“天下和平”即天下和谐的意思，这既是德教追求的目标，也是司法追求的目标。
陆贾说：“天地之性，万物之类，怀德者众归之，怀刑者民畏之，归之则充其侧，畏之则去其域。故设刑者不厌轻，为德者不厌重，行罚者不患薄，布赏者不患厚，所以亲近而致远也。”司法（刑罚）的价值不在于让民众畏惧，而在于辅助德化，因此，轻缓宽和的司法更能赢得民心，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
司法权必须慎重使用，用刑不慎就会导致司法冤滥。陆贾说：“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纲，屈申不可以失法，动作不可以离度，谬误出口，则乱及万里之外，何况刑无罪于狱，而诛无辜于市乎？”滥刑无辜必然导致社会混乱，危及政权的稳定。这就要求掌握司法权力的人必须是有德之人，做到“进退顺法，动作合度”，“目不淫于炫耀之色，耳不乱于阿谀之词”，如此才能秉公执法，实现司法公正。
综上所述，陆贾从“天人合策”的角度论证了天道与人道的统一性，认为“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变于上”，人间的政治生活、法律生活及道德生活与自然秩序之间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主张“因天时而行罚”，要求根据自然法则来进行司法活动，从而为司法提供了自然的根据。另外，陆贾认为司法的作用在于除暴安良、维持社会秩序，但其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并不是居于主导地位，而是居于辅助德教的地位上；司法又是一柄双刃剑，用之得当则能发挥好的作用，用之失当则会发挥坏的作用。陆贾又认为，司法的最高价值是“仁义”，司法的基本目标是“天下和平”，而实现上述价值和目标需要推行“设刑者不厌轻”、“行罚者不患薄”的宽和司法，这种司法带有鲜明的人道精神。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